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64节 追记和毛主席的谈话（4）

    1951年雪后与黄艮庸在万寿山。

    1951年9月5日的谈话纪要

    我在如上的谈话不久，10月初间即偕眷移居颐和园内石舫附近的西四所居住，黄艮庸、李渊庭、孟宪光等亦分住于两侧耳房，进行讲论及写作。写作的题目为《中国建国之路》。今尚存其稿两册，但未写完即辍笔。

    转过年来，我闻悉将有西南土改工作第一团之组织，忆及上年主席所表示的意旨，经向统战部取得同意后，即偕艮庸一同参加，于五一节后成行。

    彼时在西南大区下，四川一省又分东西南北四个区。从而我们土改工作团百数十人亦分成四小组分赴四个区工作。我暨艮庸则随土改团长章乃器参加了川东之一区。工作地点在合川县，团部驻于云门镇上。但我和艮庸则愿下乡居住便于工作。工作情况非此所及述。到8月下旬工作结束，30日飞回北京。到京仍住颐和园内。主席闻知我回来了，9月5日晚间召往晤谈。

    当时章乃器同为主席之所邀谈者，他已先谈过了许多话，正在向主席告辞。因此我不复多谈川东土改经过。且值左右为主席开饭，江青亦来入坐。我先已在家进食，虽列坐，但食一蜜桃而已，即转入随便谈话。

    谈话中，主席对江青说：“你去江南参观土改，当地干部们阻止你下乡；你在城里住几天就回来，没有完成任务，这不行！”又嘱说：湖北某些地方尚在土改运动中，你还必须去看。

    谈话中，我说到邓小平同志曾为我们作长篇大报告，备述刘邓大军入川以来如何肃清各处匪乱以至部署土改各情况，看来西南大区邓实负重责。主席点头说：“军事政治各样他都行。”又连连说：“那是一把好手！那是一把好手！”当时给我印象颇深。比及全国各大区撤消后，各方负责人物多集于中央，而邓独被任为党的总书记，有由来矣。

    末后，主席说：据报告广东进行土改有些麻烦问题，你去看看，好吗？我答：从5月初入川参加土改工作至8月底归来，首尾达四个月，不想再出去了。主席遂不相强。

    1952年8月7日的谈话纪要

    这次谈话是从午后二时开始，到四时我辞出，不同于往常大多在夜晚谈话。又这次谈话是出于我（通过林老）的请求，亦非由主席主动召见。盖多年来我没有参加革命，而自以为致力于革命，以致妨碍了（共产党）革命，有必要自己检讨。我写出检讨文《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一长篇，送请林伯渠秘书长阅后转呈主席阅看，希望得到主席指教。5月5日送去，至是——8月7日——主席召我去面谈。

    主席对我说：你的自己检讨文章有好几万字，太长；我请林老阅看后，指划出重要的几段来而后我方才看的。我看上去，你思想识见有进步了，但还不够，慢慢来吧！

    于是我提出想去苏联作学术研究的请求。往者迫于国难和社会问题的严重，我多年来奔走四方不遑宁处，虽然生性好为深思，有心从事专题研究而未暇。今幸在党的领导下，正好有了安居治学机会。所以要去苏联者，是要去学习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之学。因我蓄意写《人心与人生》一书已多年，巴氏之学虽属生理学，非心理学，却与心理学密切相关。研究它，可免心理学空疏之弊。此为第一个要去苏联之由来。

    再一个原因，是要去苏联研究马克思主义中社会经济基础与其上层建筑关系的问题。这是在观察和衡量一种学术思想以至社会文化上如何确立一准则的大问题。我留心此问题而在国内得不到解决；其访求经过如下——

    1951年驻京的苏联大使尤金博士写有一长文，题为《斯大林关于语言学问题的著作对于社会科学发展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