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提案，将当前大问题，分作一二三几个，由同人分别担任起草提案，然后请大家讨论，集中思虑，修正完善，提出于大会。我担任的，即是关于当时党派问题的提案。不过我草出之后，大家讨论，在措词上，在办法上，意见互有出入，不能归一。遂改由我个人提出，同人随意联署。此案标题，为《请厘定党派关系，求得进一步团结，绝对避免内战，以维国本案》。由此案，就在参政会中产生一“特种委员会”来负（关于此事的）审查及建议的责任。虽然后来，并无收到什么结果，但总算有此一事，现在大略叙一叙。

    于此，先要谈一谈国共问题。国共问题始于河北、山西，次及于山东、江北、江南。冲突事件早非一日，而政府提出来说，则始于廿九年1、2月间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上何参谋总长应钦的报告。我写此提案，即根据报告来说话。我的意见和主张，则根据我平素对于这问题的认识。我的认识可分为三层言之。

    一、问题为自然演成，不必追问谁负其责。好多人一开口，就喜问两方面闹起来，究竟谁不好。这是最糊涂的话。要知两方面原来都不是立宪国家的普通政党，彼此可以互相承认其存在。而实在是各自以革命建国自任的革命党，其不相容性，本于先天。此其一。过去不久，明明有十年苦斗，虽则一时罢手，彼此初来释然。此其二．明乎此，则其势不能免，不能怪责哪一方，已甚明白。何况，政治军事文武斗争分不开，地面如此广，人如此多，亦无从追究谁先起意，谁先动手。事实上，总是相激相荡，不知不觉演成，此其三。还有第四点，就是当两方关系好转时，未及将彼此关系厘定清楚。譬如，政事上陕北边区，军事上第十八集团军，其于国家建制几成一谜。匆忙抗战，留下许多问题未解决，其引启纠纷，是自然的了。

    二、国民对于这一问题，应抱持严正态度。上面的话，对于当事双方谁亦不责备，好像很取巧。好像做中间调停人，要如此说话才行。其实我是反对这种态度的。中国国民不应当将此事看做邻舍吵架一样，站在旁边来调停。这是家里面的事，是切身的事，要持严正干涉态度。对于双方有不对处，都应当责备。

    三、解决问题的办法，要在国民舆论督迫下，和平解决。要知道陷身问题中的两方，谁都不能解决这问题。问题的解决，必将关系切身利害而身又不在问题中的大多数国民。正当的解决，亦是惟一可能的解决，必在国民舆论督迫下得之。

    所以我那提案上说，事非一枝一节之事，于一枝一节究问是非曲直，实属无益。又说，问题之解决，应从厘定党派关系入手，以求得较今日更进一步之团结（意指党派综合为一）。而以解决问题的责任，责望于参政会。原文有云：

    窃念执政之国民党，于抗战起后，既招致党外在野人士，始而为国防参议会，继而为国民参政会，原期团结共商国事。今双方行动，虽不起于参政会内，须知亦并不在会外。国民党方面，蒋总裁固明明本会之议长也。共产党方面为首负责人毛君泽东，固明明吾参政同人也。双方不协，是本会尚未能发挥团结作用有以致之也。设今于此问题不加解决，而听其扩大，则参政会应职其咎。吾同人举不得辞其责而亦大亏负执政之国民党之初心也。

    至于原案提议的办法，计有三点：一是电促毛参政员等迅速出席（按毛君从未出席，而其余几位当时亦未到）；二是组织特种委员会研究解决方案；三是特种委员会由议长指定委员三人至五人组织之。

    其实在我早知问题解决非易，并不存何等奢望。我只望在会内会外造成强烈不许内战的舆论空气，俾军事行动收敛一下，而寻求合理解决途径。其次，则希望在大会电促之下，毛先生果然来渝一行，情势或有转移，为问题解决开其端。但后来事实上均未做到。

    我当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