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知识分子领导或帮忙。而此时的乡村工作亦必然很好做。因为平素我们工作时，虽处处为农民打算，而以我们趋新，他们守旧，我们多所兴举，他们懒得动，我们不免站在政府一边，他们好似是被统治的老百姓，致成彼此相对立的样子，实为工作中一大苦闷。今天敌人（或扰害地方的人）压迫来，我们和乡下人要共同应付环境，便从相对转为相合以对外。同时非团结组织无以应付环境，乡下人将自然走上团体生活之路。凡此皆敌人之赐，要赶紧利用，这是我们想去华北的一种心理。

    还有，我对于敌后工作，早在抗战前就认识其重要。我曾说过：“我认为中国不应当在如何摧敌处着想，而应当在让敌人不容易毁灭我们处着想，乃至在我们被毁灭后如何容易恢复处着想。——但所有这些功夫将怎样做呢？那就是当下讲的乡村建设。乡村建设是我们在国际大战前，最好的准备功夫”。（见《乡村建设理论》第441页）当我大军从华北华东撤退以后，好些人心理上亦就像是放弃了华北华东，其实华北华东的抗战工作，方于此开始。更到了今日，敌人已无力再西进；敌我所争全在那片广大疆土资源是他能利用吗？还是我们使他利用不成？更非有多数人到华北华东去，与敌人相争持不可。

    但我到敌后去，却非有什么大工作。我的用意第一看看敌后的真情实况，是否与我在徐州所写“抗战指南”所揣想者相合；第二对许多在敌后的同人同学加以鼓励；第三将我们在抗战中的进步，敌人在战争中的困难，以及国际情势等，宣说给敌后的同胞，坚定其意志；第四在从事研究工作——研究乡村在敌后起的变化，对于未来大局政治的影响关系；第五则愿尽力调协于各方，促进团结。

    往返所经路线

    2月1日随行人员黄秘书艮庸、王参谋靖波、王医官福溢等乘军委会卡车先出发，约于西安相会。2月2日我飞成都，停三日飞西安，适西安有敌机来袭，改飞兰州降落。于是无意中得一游兰州，看见兰州几个朋友。

    抵西安后，晤行营主任程颂云（潜）先生商量所走路线，不能决定。一面亦问之第八路军办事处，并托其电知前方将领，如遇我经过时请为照料。又晤山东省政府驻西安办事之戴君、孙君等，承见告他们所常走之原武阳武一路，今被敌人封锁，许多人员及器材均停滞不能走。于是我就先访阎百川先生于宜川之秋林镇，其事另记。访阎归来，赴洛阳晤卫俊如（立煌）先生。卫公极殷勤代筹，又坚劝莫忙，候机会东行。最后决定，乘于孝侯（学忠）总司令入鲁之便，随他同行。于是赶赴皖北阜阳（颖州），与之相会。沿途经漯河周家口、黄河泛滥区域，乘小轮入皖。但我抵阜阳，于公已先行。幸其王参谋长静轩初自陕之白河来，因又为同行之约。不意行抵蒙城，则前行之于军已被敌人截击，三团人损失半数，由津浦铁路东又退回铁路西。所有我们想于宿州车站南冲过津浦路之计划，不能不重行考虑。

    王参谋长改变计划，不向东而向北。我亦改变计划，不随大军而行。随大军而行，当然可得到保护，但亦就成了敌人的目标，不一定平安的。我与随行朋友共七人，由蒙城折到涡阳，派人通知永城（属豫东）书案店（一乡镇）新四军彭司令雪枫，请其代为布置路线，并觅向导，轻装前进。于是经永城入萧县（属苏北），在砀山境越过陇海铁路，转经丰县沛县而到山东之单县。所有这些地方县城都在敌手，我们都是昼伏夜行。越过铁路的一天，天明正在休息，敌军侦知袭击。幸得八路军彭明治部，派队千余人来接，得以脱险。

    单县居山东西南边角，我们即经历鲁西南各县（旧曹州属）渡黄河而北，到濮县范县朝城一带（此是范专员筑先领导抗战之地带）。转而向东，经寿张东平宁阳等，在津浦路南驿车站之南冲过铁路，向鲁南去。这次过铁路，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