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家的敌人，被处决了。

    基督徒是按照头脑中的神圣信条行事的，但普通的警方法官不管这个，基督徒极力解释自己的道德本质，可是长官大人却迷惑不解，一窍不通。

    罗马的警方法官毕竟是凡人，他突然发现，他应召而来进行审判，可是犯人陈述的道理在他看来却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弄得他简直不知所措。长期经验告诉他对神学中争论的问题应采取超脱态度，他还记得许多皇帝敕令中曾经告诫公职人员，对付新教派要圆滑老练，于是他甩开解数，企图说理。可是当全部争论集中到一个原则问题的时候，一切逻辑方法又都徒劳无功了。

    最后，行政长官面临了这样的抉择，是放弃法律的尊严，还是坚持国家最高权力的并不够格的绝对惩治职能。不过，那些教徒坚信生命只有在死亡之后才会开始，还热烈欢呼能离开这个邪恶世界去享受天国快乐，就连监狱和折磨也奈何他们不得。

    于是，当局和基督臣民之间痛苦而漫长的游击战争爆发了。我们没有全部死亡人数的官方资料。三世纪的著名神父奥利金的一些亲戚在亚历山大的一次迫害中被杀死了，按照他的说法，“为信念而死的真正基督徒的数目还是可以统计出来的。”

    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一下早期圣人的生平，就会发现许多鲜血淋淋的故事；我们不禁奇怪，一个屡遭杀戮迫害的宗教怎么会保留下来呢？

    不论我提供的数字如何，终究会有人指控我为心怀偏见的骗子。我且保留己见，让读者自己去下结论吧。人们只要看一看德西厄斯皇帝和瓦莱里安皇帝的一生，便可以较为清楚地看清迫害最猖獗时罗马专制的真正本性。

    此外，倘若读者还记得，就连马可·奥勒留皇帝这样开明智慧的君主尚且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处理基督臣民问题上的无能，那么对帝国边远地区的无名小官面临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本想尽忠职守的芝麻官不是必须背弃自己的就职誓词，就是必须处死自己的亲朋好友，因为这些亲朋好友不能也不愿意服从帝国政府为保存自己而制定的几项简单法令。

    与此同时，基督徒没有受异教臣民的假惺惺的伤感的迷惑，继续稳步扩大自己的影响。

    四世纪后期，罗马元老院里的基督徒上诉说，在异教偶像的阴影下面过日子实在有伤感情，请求格霍希恩皇帝把胜利女神像搬走。于是，这座矗立在凯撒建立的宫殿里达四百年之久的神像从此远居他乡了。几个元老曾经表示抗议，但是无济于事，只导致了一些人的流放。

    这时，远近闻名的忠诚爱国者昆塔斯·奥里利厄斯·希马丘斯挥笔写下一函，提出了折衷的道理。

    “为什么，”他问道，“我们异教徒与基督邻朋不能和平相处呢？我们仰面看到同样的星辰，并肩走在同一块土地上，住在同一苍天覆盖之下。每个人自己选择寻求最终真理的道路又有什么关系？生存的奥妙玄机莫测。通向答案的道路也不是只有一条。”

    他并不是唯一认识这个道理、看出古罗马宗教开放政策传统正在受到威胁的人物。与此同时，随着罗马胜利女神像的搬迁，已经在拜占庭立足的两个敌对基督教派之间爆发了激烈内讧。争执引起了世所未闻的以宽容为题的最为才智勃发的讨论。哲学家西米思蒂厄斯是讨论发起人，他对祖先信奉的上帝忠诚不渝，但当瓦斯林皇帝在正统与非正统的基督徒论战中偏袒一方时，他也感到必须晓以皇帝真正的职责。

    他说：“有一个王国，任何统治者休想在那里施展权威，这就是美德之国，个人宗教信仰之国。在它的版图里实施强制必然会导致建立在欺骗上的虚伪和皈依。因此，统治者还是以容忍一切信仰为好，因为只有宽容才能防止公众冲突。况且，宽容乃神圣之道，上帝自己已经明确表明容忍多种宗教的意愿。上帝能够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