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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與左派
    有人說張愛玲的文章不革命,張愛玲文章本來也沒有他們所知道的那種革命。革命是要使無產階級歸於人的生活,小資產階級與農民歸於人的生活,資產階級歸於人的生活,不是要歸於無產階級。是人類審判無產階級,不是無產階級審判人類。

    所以,張愛玲的文章不是無產階級的也罷。

    革命必須通過政治,到改造經濟制度。制度滲透於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的各方面,而且到了最深的處所。制度腐敗了,人是從生活的不可忍受裡去懂得制度的不可忍受的。生活的不可忍受,不單是不能活,是能活也活的無聊耐,覺得生命沒有了point。這樣纔有張愛玲的詩:

    他的過去裡沒有我;

    曲折的流年,

    深深的庭院,

    空房裡曬著太陽,

    已經成為古代的太陽了。

    我要一直跑過去,

    大喊:「我在這兒!

    我在這兒呀!」

    這時候人要求重新發現自己,發現世界,而正是這人的海洋的吸動裡滿蓄著風雷,從這裡出來的革命纔是一般人們的體己事。革命有地下室的活動,展開時還有指揮部與突擊隊,然而決定競爭的是全軍的軍容。張愛玲的文章沒有提到革命的指揮部與突擊隊倒是更完全的。

    還有,人是為了心愛的東西纔革命的,洗淨它,使它變得更好更可靠。

    倘在現實生活裡不知道什麼是美的,也必不知道什麼地方受了污穢與損傷,那樣的人要革命,自然只好讓他們去革,可是也不必向他們領教。他們沒有生命的青春,所以沒有柔和,崇拜硬性。他們還崇拜力,是崇拜的物理的力,不是生命力,因為他們的線條怎樣看來也沒有生命力,所以總喜歡畫得粗些,再粗些,成為粗線條。一次幾個人看一幅齊白石的畫,不像是真的,主人卻嘖嘖讚歎,說畫的多有魄力。池用篤紀說:「這哪裡是魄力,這是膂力罷了。」他們的粗線條其實不過是這種膂力。

    馬克思主義者至今只發現了藝術的背景,不懂得藝術還有它自身。他們把藝術看做事物的反映,時代的鈐記,然而鈐記是並不能給時代加添一點什麼的,事物沒有鏡子,也無損於它的完全。只在私有制的社會裡,沒有無主的東西,要從表示所有權的鈐記纔能想像事物的存在,漸漸把鈐記自身也看作是一種存在。

    資本主義末期,人的存在成為被動的,不是人創造事物,人倒是事物的反映了,說藝術是反映,是鈐記,不過是這種錯覺的抄襲。不懂得藝術自身,是會連藝術的背景也說不明白的。他們說藝術被階級性沾染,這當然是,但也不過是被沾染而已,藝術是植根於人類的,在有階級的社會,它的背景是通過了階級的人類,可是他們只說是階級。他們並且抄襲教會的把藝術看做裝飾,資產階級的把藝術看做宣傳,也說藝術不過是無產階級的工具。

    藝術是什麼呢?

    是人生的超過它自己,時代的超過它自己,是人的世界裡事物的昇華,這超過它自己到了平衡破壞的程度便是革命。懂得這個,纔懂得在張愛玲之前謙遜。

    張愛玲的《夜營的喇叭》,在這時代的淒涼與恐怖裡向一個熟悉的調子,簡單的心奔走著充滿喜悅與同情,這裡有一種橫了心的悲壯。可是時代到底沉重,《走,走到樓上去!》便是一出這樣的悲喜劇。平常人不是英雄,在他們的生活裡沒有悲劇與喜劇的截然界限,他們不那麼廉價他就會走到感情的尖端。

    一次讀漢詩:「翩翩堂前燕,春藏夏來見。弟兄兩三人,流宕在他縣。故衣誰當補,新衣誰當綻。幸得賢主人,攬取為我袒。夫婿從門來,斜倚西北眄。語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見。石見何磊磊,遠行不如歸。」讀到「語卿且勿眄,」張愛玲笑了,說:「啊!怎麼能夠的,詩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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