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也是有沒落而無新生，如顯克微支的「往何處去」裏所寫的，人們倦怠於生活，盛行了諷刺，但終因時代沒有前景，所以諷刺也漸漸稀薄，成為無害的警句，過後是無結果地消失了。一時代的沒落之後倘使隨來的是空虛，是開不出文學的花來的。

    盧騷的時代卻是有著資本主義革命的前景的，所以盧騷對於舊時代是譴責，不再用諷刺。他有「民約論」，有「愛彌兒」，替時代開了藥方。

    如今的情形可又是另一種。文學上從諷刺發展到譴責，再發展到對於新事物的尋求，往往是經過一串長的程序的，而現在卻是壓縮在一起。例如魯迅，在他同時寫的作品裏就有諷刺，有譴責，有尋求，並且有開方。這是因為幾十年來中國一直在連續的革命與連續的反動之故。但魯迅在開方上頭是錯了，他的參加左翼文學是一個無比的損失。他是過早地放棄了他的個人主義。個人主義是舊時代的抗議者，新時代的立法者，它可以在新時代的和諧中融解，卻不是什麼紀律或克制自己所能消滅的。

    魯迅的遭遇比果戈理好，果戈理的諷刺沒有下梢，他竭力和空虛掙扎，想歸結到有所尋求，但終於自己燒掉了死魂靈的後半部。他的晚年是可哀的。魯迅的諷刺卻是有尋求，所以能不受空虛的襲擊，而走向如火如荼。但魯迅的收場也並不比托爾斯泰或果戈理更好。托爾斯泰是偉大的尋求者，但一開方，就變個枯竭的香客了。魯迅開的方是史太林一味，也等於宗教。而在過早地放棄個人主義上頭，則魯迅和果戈理在晚年同樣的被什麼紀律所犧牲了。

    魯迅之後有她。她是個偉大的尋求者。和魯迅不同的地方是，魯迅經過幾十年來的幾次革命，和反動，他的尋求是戰場上受傷的鬥士的淒厲的呼喚，張愛玲則是一枝新生的苗，尋求著陽光與空氣，看來似乎是稚弱的，但因為沒受過摧殘，所以沒一點病態，在長長的嚴冬之後，春天的消息在萌動，這新鮮的苗帶給了人間以健康與明朗的、不可摧毀的生命力。

    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中國革命的失敗，使得許多年青作家的創作力毀滅了，現代雜誌社的那些人，有的是從明麗的南歐留學回來的，帶來一些鮮潔的空氣，如同沾著露水的花朵，剛剛使人眼目一亮，很快就枯萎了。時代的陰暗給予文學的摧折真是可驚的。沒有摧折的是魯迅，但也是靠的尼采式的超人的憤怒纔支持了他自己。

    到得近幾年來，一派兵荒馬亂，日子是更難過了，但時代的陰暗也正在漸漸袪除。兵荒馬亂，是終有一天要過去的，而傳統的嚇人的生活方式也到底被打碎了，不能再恢復。這之際，人們有著過了危驗期的病後那種平靜的喜悅，雖然還是軟綿綿的沒有氣力，卻想要重新看看自己，看看周圍了。而她正是代表這時代的新生的。

    魯迅是尖銳地面對著政治的，所以諷刺、譴責。張愛玲不這樣，到了她手上，文學從政治走回人間，因而也成為更親切的。時代在解體，她尋求的是自由，真實而安穩的人生。

    統治這世界的是怎樣一種生活呢？「封鎖」裏的翠遠，像教會派的少奶奶，她知道自己生活得沒有錯，然而不快樂。她沒有結婚，在電車上膽怯怯的接受了一個男人的調情，原來在她的靈魂裏也有愛，然而即刻成了穢褻，她吃驚，並且混亂了。那男人，生活得也不好，是個銀行的職員，像烏殼蟲似的整天爬來爬去，很少有思想的時間。和那女人，不過是很偶然的戲劇化的一幕，但他從自己的一生中記憶起了一些什麼，使他煩惱，不滿於他自己了。

    高等的如「傾城之戀」裏柳原與流蘇的調情，人生成了警句，但不是一篇作品。柳原說的不錯：「死生契闊──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詩，世界是荒涼的，並且太沉重了，他的機智與風趣只是螢火蟲的微藍的光，在黑暗中照亮自己。

    還有更低等的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