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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棚生活(二)
    (六)设置特务

    这一群年轻的牢头禁子们,无师自通,或者学习外国的“盖世太保”或克格勃,以及国民党的“中统”或“军统”,也学会了利用特务,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当然决不会径名之为“特务”,而称之为“汇报人”。每一间牢房里都由牢头禁子们任命一个“汇报人”。这个“汇报人”是根据什么条件被选中的?他们是怎样从牢头禁子那里接受任务?对我们这些非“汇报人”的“罪犯”来说,都是极大的秘密。据我的观察,“汇报人”是有一些特权的。比如每星期日都能够回家,而且在家里呆的时间也长一点。我顺便在这里补充几句。“罪犯”们中有的根本不允许回家。有的隔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可以回家,有的每个星期日都能够回家。这叫做“区别对待”。决定的权力当然都在牢头禁子手中。“汇报人”既然享受特权,“士为知己者用”。他们必思有以报效,这就是勤于“汇报”。鸡毛蒜皮,都要“汇报”,越勤越好。有的“汇报人”还能看风使舵。哪一个“罪犯”“失宠”于牢头禁子,他就连忙落井下石,以期得到更大的好处。我还观察到,有一天,某一间屋子里的“汇报人”在一个牢头禁子面前,低头弯腰,“汇报”了一通,同房的某一个“罪犯”立刻被叫了出去,拖到一间专供打人用的房间里去了。其结果我无法亲眼看到,但是完全可以想像了。

    (七)应付外调

    所谓“外调”,是一个专用名词,意思就是从外地外单位向劳改大院的某一个“罪犯”调查本地本单位某一个人—他们那里是不是也叫“罪犯”?这个称呼也许是北大的专利—的“罪行”。当时外调人员满天飞。哪一个单位也不惜工本,派人到全国各地,直至天涯海角,深入穷乡僻壤,调查搜罗本单位有问题人员的罪证,以便罗织罪名,把他打倒在地,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拿我自己来讲。我斗胆开罪了那一位“老佛爷”。她的亲信们就把我看做“眼中钉”,大卖力气,四出调查我的“罪行”。后来我回老家,同村的儿童时的朋友告诉我说,北大派去的人一定要把我打成地主。他把他们(大概是两个人)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说:“如果讲苦大仇深要诉苦的话,季羡林应是第一名!”第一次夹着尾巴跑了。听口气,好像还去过第二次。我上面已经说到,在抄家时,他们专把我的通信簿抄走,好按照上面的地址去“外调”。北大如此,别的单位也不会两样。于是天下滔滔者皆外调人员矣。

    我被关进“劳改大院”以后,经常要应付外调人员。这些人也是三六九等,很不相同。有的只留下被调查人的姓名,我写完后,交给监改人员转走。有的要当面面谈,但态度也还温文尔雅,并不吹胡子瞪眼。不过也有非常野蛮粗鲁的。有一天,山东大学派来了两个外调人员,一定要面谈。于是我就被带进审讯室,接受我家乡来人的审讯了。他们调查的是我同山大一位北京籍的国文系教授的关系。我由此知道,我这位朋友也遭了难。如果我此时不是黑帮的话,对他也许能有一点帮助。但我是自身难保,对他是爱莫能助了。我这个新北大公社的“罪犯”,忽然摇身一变,成了山东大学的“罪犯”。这两位仁兄拍桌子瞪眼,甚至动手扯头发,打人;用脚踹我。满口山东腔,“如此乡音真逆耳”,我想到吴宓先生的诗句。我耳听粗蛮重浊而又有点油滑的济南腔,眼观残忍蛮横的面部表情,我真恶心到了极点。山东济南的“国骂”同北京略有不同,是用三个字:“我日妈!”这两个汉子满嘴使用着山东“国骂”,迫我交待,不但交待我同那位教授的“黑”关系,而且还要交待我自己的“罪行”。来势之迅猛,让我这久经疆场的老“罪犯”也不知所措,浑身上下流满了汗。一直审讯了两个钟头,看来还是兴犹未尽。早已过了吃午饭的时间。连北大的监改人员都看不下去了,觉得他们实在有点过分,干脆出面干涉。这两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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