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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活半年
    大家都知道,泰山上有一个快活三里。意思是在艰苦的攀登中,忽然有长达三里的山路,平平整整,走上去异常容易,也就异常快活,让爬山者疲惫的身体顿时轻松下来,因此名为“快活三里”。

    “文化大革命”无疑是一场艰苦的攀登,其艰苦惊险的程度远远超过攀登泰山南天门。我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这一场革命的攀登者。可是从一九六六年下半年至一九六七年上半年,大约有半年多的一段时间,我却觉得,脚下的路虽然还不能说是完全平坦,可走上去比较轻松了。尽管全国和全校正为一场惊天动地巨大无比的风暴所席卷,我头上却暂时还是晴天。在经过了第一阵艰险的风暴以后,我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心里异常喜悦,我在走自己的快活三里了。

    我从前只知道,有一些哲学家喜欢探讨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问题,与此有牵连的是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我可从来没有关心过我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如何。解放以后,情况变了。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在运动中的地位问题。粗略地说,地位可以分为两大类:整人者与被整者。细分起来,那就复杂得多了。而且这个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运动的进展,队伍不断地分化,重新组合。整人者可以变为被整者,而被整者也可以变为整人者。有的在这次运动中整人或者被整,到了下一次运动,地位正倒转过来。人们的地位千变万化,简直像诸葛武侯的八阵图,令人眼花缭乱,迷惑不解。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当然非常关心自己的地位。我在上面谈到的帽子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地位问题。我的地位长期悬在空中,心里老是嘀嘀咕咕,坐卧不宁。后来我逐渐发现,自己还没有被划归敌我矛盾。有这一点,我就放心了。我仍然是“人民”,这对我来说是天大的事情。我于是打着人民的招牌,逍遥起来了。要知道,在当时,在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之间,在人民与所谓“反革命分子”之间,横着一条其宽无比其深无比的鸿沟。如果处在鸿沟这一边,在人民的这一边,许多事情都很好办,即使办错一件事,说错一句话,这都算是一时不小心所犯的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如果被划到对岸去,成为敌人,那就会有无限的麻烦,即使夹起尾巴,处处谨小慎微,决不敢乱说乱动;可是一时不慎,办错一件事,说错一句话,比如把“资本主义”说成“社会主义”或者倒转过来,那就必然被上纲到反革命的高度,成为现行反革命,遭到批斗。

    但是划分敌我,划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个权力掌握在谁手里呢?我真有点说不清楚。我的脑筋简单,百思不得其解。虽然我暂时处在鸿沟的这一岸;但是却感觉到,自己像是在走钢丝,一不小心,就能跌落下去,跌落到鸿沟的对岸。那就等于跌落到地狱里,永世不得翻身了。

    我原来是东语系的系主任。这时当然已经不再是了。是免职?是撤职?谁也搞不清楚,反正也用不着搞清楚。“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就是当时的行动方针。至于什么叫“革命”,什么又叫“造反”?也没有人去追问。连堂堂的国家主席,也不用经过任何法律就能够拉出来批斗。我这个小小的系主任,不过等于一粒芝麻、绿豆,当然更不在话下了。但是,我虽然失掉了那一顶不值几文钱的小小的乌纱帽,头上却还没有被戴上其他的帽子,这就可以聊以自慰了。

    这时候,学校里已经派来了“支左”的军宣队。每一个系都有几个解放军战士和军官。系里的“造反派”也组成了一个领导班子。造反派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呢?专就东语系而言,情况大概是这个样子:一些自命为出身好的教员和学生,坚决贯彻“阶级路线”,组成了造反派,在自己胳臂上缠上一块红布,这就算是革命者的标志。所谓出身好,指的是贫下中农、革命烈属、革命干部、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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