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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
    南口村虽然是一个僻远的山村,风景秀丽,居民和善。但是也决非世外桃源。我们来这里是搞阶级斗争的。虽然极左的那一套年年讲、月月讲、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我并不同意。但是,南口村,正如别的地方一样,决不是没有问题的,搞一点“阶级斗争”看来也是必要的。我们哪里想到,在我们在这里搞阶级斗争的同时,全国范围内已经涌起了一场阶级斗争的狂风暴雨。这一场风暴的中心是北京,而北京的中心是北京大学。

    这一点我们最初是不知道的。我们僻处京郊,埋头社教,对世事距离好像比较远,对大自然好像是更为接近。一九六六年的春天,同过去任何一个春天一样,姗姗来迟。山村春来迟,是正常的现象。但是,桃花、杏花、梨花都终于陆续绽开了蓇葖,一片粉红雪白,相映成趣,春意盎然了。我们的活动,从表面上来看,一切照常,一切平静。然而从报纸上来的消息,从外面传进来的消息,知道一场大的运动正逼近我们。北京大学一向是政治运动的得风气之先的地方。此时我们虽然不在学校,情形不十分清楚;但是那里正像暴风骤雨前浓云密布那样,也正在酝酿着什么,我们心里是有底的。只不过是因为身居郊外,暂时还能得到一点宁静而已。

    五月来临,外面的风声越来越紧。中央接二连三地发出一些文件,什么“5.16通知”之类。事情本来已经十分清楚;但是,我上面已经说到,我脑袋里最缺少政治细胞,缺少阶级斗争那一根弦。我仍然我行我素,在南口村和煦的阳光中,在繁花如锦的环境里,懵然成为井中之蛙,从来没有把这一场暴风雨同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

    此时城里的燕园恐怕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从城里回来的人中得知学校里已经开了锅。两派(或者说不清多少派)之间争辩不休,开始出现了打人的现象。据说中央派某某大员到北大去,连夜召开大会,想煞住这一股不讲法制、胡作非为的歪风。听说,在短时间内起了一些作用。但是,过了没有几天,到了五月二十五日,那位“老佛爷”纠集了哲学系的几个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要干什么?”立即引起了两派人的辩论,有的人赞成,有的人反对。听说在大饭厅附近,争辩的人围成了圈子,高声嚷嚷,通宵达旦。不知道有多少圈子,也说不清有多少人参加。好像是一块巨石击破了北大这块水中天,这里乱了套了。

    这一张大字报的详细内容,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立刻就感觉到,这是校内社教运动的继续、的发展。在我上面提到的所谓“国际饭店会议”上,反陆平的一派打了一个败仗,挨了点整。按照我们最近多少年来的运动规律,这一次是被整者又崛起,准备整别人了。

    到了六月一日,忽然听到中央广播电台播出了那一张大字报,还附上了什么人的赞美之辞,说这是一张什么“马列主义大字报”。我没有时间,也没有水平去推敲研究:为什么一张大字报竟会是“马列主义的”?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没能进化到能理解其中的奥义。反正马列主义就是马列主义,这好像钉子钉在案板上,铁定无疑了。我们南口村的人当然也议论这一张大字报;可是并没有形成了壁垒森严的两派,只不过泛泛一谈而已。此时校园内的消息不断地陆陆续续地传了过来,对我们的心情似乎没有产生多大干扰,我们实在是不了解真实情况,身处山中,好像听到从远处传来的轻雷,不见雨点,与己无干,仍然“社教”不已,心中还颇有一点怡然自得的情趣。

    北大东语系在南口村参加社教的师生有七八人之多,其中有总支书记,有系主任,那就是我。按照上面的规定,我们都是被整的对象,因为我们都是“当权派”。所有的当权派,除了最高层的少数几个天之骄子以外,几乎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神秘莫测的中国语言把它缩简为“走资派”)。在南口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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