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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申府(下):真相的颜色
    直到晚年,张申府仍然记得狱警凶神恶煞地喊叫着他的名字:“张崧年!张崧年!”从1936年的那段日子起,他开始憎恶自己的名字,出狱后便不再用了,而只用自己的字:申府。

    于是很少有人把他同中国哲学界一个显赫的名字联系起来:张岱年。后者在文章中写道:“吾兄申府,原名崧年。……因参加‘一二·九’运动任游行总指挥而被反动当局逮捕入狱,后由冯玉祥将军保释出狱。”

    毫无疑问,这是一项相当光荣的履历。1980年5月25日,张申府向来访的美国女历史学家舒衡哲(VeraSchwarcz)回忆起他在1935年 “一二·九”运动中的角色。他仰起头,迎着透过窗帘照射进来的阳光,描述了自己怎样“不经意”地参加了这个“自发事件”。

    12月9日,学生游行当天,张申府与清华学生姚克广(姚依林)、女一中校长孙荪荃、学生郭明秋,四人同到西单亚北咖啡馆楼上喝茶,算是组成了一个临时指挥部。他只是静静地与三个年轻人坐在楼上,看着游行队伍平静地走过,慢慢向天安门广场进发。

    在舒衡哲看来,张申府记忆的这个片断是“黑白色”的,与另一种“带有火红颜色”的回忆十分不同。

    1983年5月26日,舒衡哲在人民大会堂一个巨大的会议厅里访问一位参与“一二·九”运动的当事人,他准备向她回忆自己在运动中的角色。一些报社记者也来了,围着这位老人拍照。“大概注意到了有记者在场以及他的话对日后可能产生的影响,”舒衡哲写道,“他作了一个英雄式的描述,整个画面充满了共产主义的英雄色彩:我们组织了这个运动,我和妻子负责领导。我妻子来自湖南,是毛主席新民学会的早期会员。12月9日,我们带领示威群众开始大游行,警察拿着水炮在后面追赶我们。但我们胜利了……”

    舒衡哲听着这位当事人讲他的故事,摄像机的灯光照得她精神不能集中。她知道,这位当事人已经无数次写过他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他的回忆闪烁着许多被官方认可的英雄色彩,这些英雄色彩在张申府的叙述中是没有的。与他不同,张申府只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旁观者,他只是不自觉地被一起自发的学生游行事件拖了进去。“他不认为需要加进警察啊、水炮啊等等惊险的情节”。

    关注清华大学校史的清华退休教师虞昊告诉记者,他查阅了1935年12月23日《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707号,上面刊登了北大、清华等6所大学校长联名告同学书。“经过几天的实地调查”,校长们告诉学生,“9日北平学生游行,并无女生受伤致命之事。至于城内各校所传清华有学生伤亡之谣言,查明亦非事实”。

    结合他看到多种清华老校友的回忆文章,虞昊开始质疑长期以来人们所接受的“一二·九”叙述。在他看来,个别学生领袖以大无畏气概“英雄造时势”的说法,也许不那么准确。

    对于革命,张申府曾说过这样的话:“革命被人误解了。革命是一桩人为的自然的事。革命是不得已的。然而人乃以为名贵。然而人乃以为名高。”

    在见惯了太多出于种种原因而被扭曲的历史叙述后,张申府被视为一位真正意义上有价值的“幸存者”。他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幸存者之一,是“一二·九”运动的幸存者之一,也是中国思想界曾经有过的那个多元格局的幸存者之一。所以有人感叹:“这位杰出的人物竟然在现代中国政治史、思想史上被忽略了,简直不可思议!”

    舒衡哲写出以“说出真相的时间不多了”为题的《张申府访谈录》后,曾谈及指导她完成这一访谈的历史哲学,她引述了这样一种呼吁———历史学家应当停止说教式的编史工作而去倾听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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