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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断裂的逻辑(2)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告诉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他在办公室待了一上午,也没弄明白如何“办公”。他说:“他们说我应该坐办公室办公。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

    1926年,金岳霖留学回国后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他在文中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后来,这个“哲学动物”于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自己说:“解放后,我们花大功夫,长时间,学习政治,端正政治态度。我这样的人有条件争取入盟入党,难道我可以不争取吗?不错,我是一个搞抽象思维的人,但是,我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

    研究者称,金岳霖的转变,乃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选择。

    王浩不曾面临这样的选择。在他的记忆中,1939年到1946年在昆明(西南联大),他享受到生活贫苦而精神食粮丰盛的乐趣,因为与金先生有着“共同的兴趣”和“暗合的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他觉得心情愉快。

    当年的经历,使王浩衷心希望:愈来愈多的中国青年可以有机会享受这样一种清淡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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