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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民国故报人”
    张季鸾(1888-1941)陕西榆林人,新记《大公报》创办者之一、首任总编辑,民国时期最具声望的报人。

    被《大公报》老人、历史学家唐振常感慨为“于大公报研究卓然成家”的王芝琛,很笃定地认为,1941年8月19日发表的《我们在割稻子》,是《大公报》乃至中国报界在抗战期间最出色的社评之一。

    在病榻上接受记者采访的王芝琛,说起当年从父亲王芸生口中听到的有关这篇社评的酝酿情景时,有些激动,瘦削的身体微微颤抖着。

    1941年,日军对陪都重庆发动大规模轰炸。社评发表前一天,王芸生去探望已病入膏肓的张季鸾,与他谈起敌机轰炸的事。王芸生叹气道:“最近重庆很沉闷,我们何以报国人啊?”张季鸾说:“芸生,你只管唉声叹气有什么用?我们应该想个说法打击敌人。”王芸生回问:“敌机来了毫无抵抗,我们怎么可以用空言安慰国人打击敌人呢?”

    突然间,本已极度虚弱的张季鸾拥被而起,兴奋地说:“今天就写文章,题目叫《我们在割稻子》。就说,在最近十天晴朗而敌机连连来袭的时候,我们的农民在万里田畴间割下黄金稻子,让敌机尽管来吧,让它来看我们割稻子。抗战到今天,割稻子是我们第一等大事。有了粮食,就能战斗。”

    次日,《大公报》发表王芸生执笔的社评《我们在割稻子》。此后18天,张季鸾病逝,终年53岁。

    张季鸾在遗嘱中称:“余生平以办报为惟一之职业。自辛亥以还,无时不以善尽新闻记者天职自勉,期于国族有所贡献。……”

    一介报人的亡故,却惊动了当时国共两党的最高层。蒋介石唁电中称:“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忘劬积瘁,致耗其躯。”毛泽东、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吴玉章、林伯渠的联名唁电称:“季鸾先生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惊闻逝世,悼念同深。……”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的唁电则称:“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蒋介石、周恩来等国共要人,亲往丧礼吊奠。

    张季鸾灵柩后公葬于西安,碑铭中对他的定位也许是遵循他遗嘱之意,异常简略,并未“呼应”他身后的极尽哀荣,仅曰:“中华民国故报人榆林张季鸾先生”。

    王芝琛告诉记者,他听说,这块墓碑已在“文革”中被砸成了碎块。

    张季鸾的侄儿、《大公报》名记者高集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姑父:“他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报业老板,而是个真正的报人。”

    这个报人,1913年初创办北京《民立报》,该报消息灵通、言论犀利,备受各方瞩目。6月,因披露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内幕,震动全国,当晚他就被投入监狱。

    这个报人,1918年担任《中华新报》总编辑期间,因披露政府以胶济铁路为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的消息,激怒了段祺瑞,再次被捕。

    这个报人,1925年被担任河南军务督办的同乡友人胡景翼推荐为陇海路会办———一个出了名的“肥缺”,可他到任不足一月就挂冠而去,说什么“不干这个劳什子,还是当我的穷记者去”。

    最后,这个报人和吴鼎昌、胡政之一道,以新记公司的名义买下已停刊的《大公报》,于1926年9月1日重新出版,从而开启了民国新闻史上的一段传奇。

    在当日的“续刊号”上,张季鸾以“记者”为笔名撰写社评《本社同人旨趣》,提出著名的“四不”办报方针:

    “第一不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第二不卖,……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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