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被层层剥开”中的“层层”二字意味着什么，“这个老虎还没有死”意味着什么，“他装出一副可怜相”意味着什么，“必须举起千钧棒继续穷追猛打”意味着什么，“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意味着什么！

    这些，都不是空洞言词，而是造反派的行动记录。爸爸真是受苦了。

    更苦的是，当其它所有口号中被打倒的人全部平反昭雪，或官复原职，天天见报，而位居第六个口号的爸爸，却一直未能平反。原因只有一个，他太小了，平反昭雪的阳光要穿过厚厚的冰层照到他所在的社会底层，时间太长太长。

    这就出现了第二迭材料，最厚，一本本全是他用蓝色复写纸垫着抄写的申诉书。原稿都是我起草的，爸爸的最后平反一直拖延到八十年代前期，这也就是说，在“文革”结束后的四五年时间里，我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在为爸爸起草申诉书。

    我越写越为爸爸感到不公。例如，“文革”中虽说他“罪行累累”，但是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却是“为陈丕显翻案”，等到爸爸苦苦申诉时，陈丕显先生早已是省委书记，后来又成了中央书记处书记。但是，又有什么途径，能使爸爸的申诉让陈丕显先生本人看到呢？看到了，又怎么能让他相信呢？

    爸爸的字写得很漂亮，抄写这些申诉时要一笔一画地把力气按到几层复写纸的最后一页，每份申诉长达万言，真不知花费了多少精力。我在星期天匆匆忙忙、潦潦草草地写完一份原稿，他大约要花费三四个夜晚纔能抄完，然后寄出。

    寄的部门有好几个，因此要复写好几份，一份留底。他怕那些部门的收发室不重视，每份都寄挂号，还把挂号的存根号签，用大头针别在留底那一份的第一页上。现在，这些大头针已经发锈，棕黄色的锈迹与纸页蚀在一起。

    在大批判简报和申诉书底稿后面，又有回形针别着一堆纸条。

    这些纸条我看第一遍时没有看懂，再仔细地看第二第三遍，终于，泪滴落到了这些纸条上。

    这是一些借条。

    这是爸爸写给造反派和革命委员会的借条。

    他知道这些借条基本不会有用，却会招来批判。批判时必须应答有关字句，因此留下了底稿。

    这些借条，从文字看非常平静，例如：

    我母要回乡长居，回乡的路费、房屋的修理费和日常生活费，共需要大约一百元，请求暂借，望予批准。

    这里隐藏着我家的一场大悲剧。七十多岁的老祖母在仅存的两个儿子一个被害、一个被关以后不得不独自回乡，却不知在乡下何以为生，爸爸在隔离室里毫无办法。

    我没想到的是，他还是拼将做儿子的最后责任，写了这张借条。这张借条换来多少次批斗，多少次毒打，我现在已经无从知道。

    又如：

    我领养的外甥女定于今年五月一日在安徽的茶林场结婚。我和妻子商量了，准备把我亡弟留下的一只旧箱子修一修，放入一条被子和一对枕头，再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送去，使他们能勉强成家，大约需要一百五十元，请求暂借，望予批准。

    这张借条的分量，外人更不可能明白。当年在姑妈的追悼会上，叔叔余志士先生抱过这个周岁婴儿立誓终身不婚要来养活她，我爸爸又一把夺过来交给我妈妈的情景，我已写过。在爸爸写这张借条时，叔叔已被害死，果然终身未婚，这使爸爸不能不在表妹的婚事上要对叔叔有一份交代。

    他与前去探望的妈妈商定，所送婚礼必须由叔叔留下的那只箱子来装载，而且稍稍象样一点。这是一个善良家庭几十年来一个共同行为的落脚点，但造反派怎么会看得懂“把我亡弟留下的一只旧箱子修一修，放入一条被子和一对枕头”这些话呢？

    追悼会上的夺婴，终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