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我的书，我必须使它们保持能用的状态。比起放在可能被某些愤怒的学生不明智地放火烧掉的易燃的宫殿来，放在附近港口城市的外国租界里可能更安全些。而要使用这些书，我必须有时住在它们的旁边。”

    尽管他的学术和政治活动吸引了他的很多注意力，梁启超还是非常认真地履行了他父亲的职责。在他对待孩子们的行为中，爱的情感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他同时又遵守儒家的传统，认为儿子（当然女儿也一样）必须特别孝顺父亲。梁老先生对他的智慧高超满怀信心，他关心的是把他的子嗣导上正确的思想和行为的轨道，给予他们恰当的教育以适应他为他们想好的职业，并使他们有一个好的婚姻。

    在他的书信和其他个人作品（由他的朋友丁文江在他死后汇集成册，即1958年在台北出版的《梁启超年谱》）中，他说得很明白，尽管他爱着全家，但他最钟爱的还是他头生的女儿和长子——思顺大姐和思成。

    当梁家从日本回到中国时大姐已经十八岁，早就该筹办她的婚事了。

    梁启超为她选择的丈夫是一个叫做周国贤的从东南亚回来的年轻华侨。他既会中文又会英文，他十九岁时就受到康有为的注意并被他用为秘书。后来他在欧洲读书。在他回国时梁启超把他从康有为那里要过来，任为翻译兼秘书，并安排了他和大姐的婚事。

    按照儒家的做法，父亲是一家之主，在安排儿女的婚事时甚至都可以不同他们商量。十年后梁启超写给大姐的一封信（注3），表明他已把让两个陌生人结婚的传统做法现代化了。“我为你的婚姻非常自豪。我认为我的办法是很好的。我首先仔细观察了一个人，然后我介绍你们两人认识，让你们自己决定，我认为这是一种理想的婚姻制度。”大姐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女儿，是1915年出生的。周国贤参加了中国领事处工作。并受到一系列的海外派遣，这使他们夫妇到了缅甸、菲律宾、加拿大和其他许多国家。

    父女间的关山阻隔使他们只好经常通信。梁启超给女儿的信表明她是他的一个知己。他把他对于家庭的观察和担心和其他私事告诉她并征求她的意见。尽管他在向他的其他孩子之间的关系中仍然是那传统的全智全能的父亲，他同她总是能够超越那二十年的年龄差距，平等地商量问题。这说明她已填补了他结发妻子和忙于家务的第二个夫人所留下的空白。

    1913年9月，梁启超被任命为司法部长。天津的那所大房子和图书室仍然是老家，但现在有必要在首都北京再建一个家了。在紫禁城边上的南长街上找到一所有许多天井的房子。它位于市中心，能容纳日益膨胀的家庭和大群的仆人，离北海公园门口团城梁启超的办公室也不远。

    迁居北京使孩子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像他们这样的家庭，传统的做法是让孩子们先上私塾。思成和他的弟弟，以及堂兄弟们在日本的时候上的是一个中文学校。具有现代思想的父亲认定他的长子，现在已经十二岁，必须学习英语并准备将来在国际环境中生活。他进入了一个北京著名的英国学校，在那里度过了1913－1915年的时光。

    女孩子们也被送进一所能训练她们阅历世面的现代学校。大姐是一位先行者。当她和会说两种语言的周国贤订婚的时候，她的父亲坚持她应学习英语。一位英国妇女鲍登·斯密思小姐在北京开办了一所女子学校，正好适合这个要求。大姐人了学并证明了这种学习的好处，母亲就成了热心的支持者。她同那位英国女校长交上了朋友，并安排妹妹们、堂妹们，甚至朋友的孩子们去上学。

    思成在1915年秋季进了清华学校。这所学校是用美国国会汇还给中国的庚子赔款创立的。这笔资金不仅供给六年预科、两年本科，而且还为优秀学生提供到美国深造的奖学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