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怯的心。这是所有敏感人的心。这颗心在爱玲幼年时代就种下了。

    两岁时，在天津古宅里，热热闹闹的新年。大年初一，爱玲预先嘱咐阿妈天明就叫自己起来看迎新年，谁知他们怕她熬夜辛苦了，想让她多睡一会。

    第二天醒来时鞭炮已经放过了。“我觉得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了，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来，最后被拉了起来。坐在小藤椅上，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时候，还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一切繁华都过去了。

    至少还有你

    “我妈妈是从家里逃走，才嫁给我爸爸。”

    “喔！我母亲是嫁给我父亲以后才从家里逃走的！”

    我愿意相信，在一九三九年，爱玲和炎樱这两个妙不可言的女子，是以这样妙不可言的对话，开始她们一生的友谊的。它兼具了古龙的机智和朱德庸的深刻，对那个破碎动乱、全盘崩袭的年代，是一种绝妙的嘲讽。

    香港大学，夏日校园，樱花盛开如雨。爱玲和炎樱走在校园小路上。这自然是臆测，也不脱俗套，然而只觉得只有这样的画面，才配上爱玲为炎樱取的这个好名字。港大三年，爱玲独自一人，没有亲朋故旧，和同学之间更是隔了一道墙。她将自己放到玻璃罩里，惟一进这“私家领地”来的，只有炎樱，一个混合了不同血统的外国女子。

    她和炎樱，如我与离离，是“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人，一生中会和很多人相遇，有些人只是为了擦身而过，有些人是等着一见如故。

    一九四一年底，珍珠港事变，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港大停课。整日间都是日军飞机空袭，炮弹漫天飞舞，子弹密集如雨。爱玲和同学终日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层黑漆漆的箱子间里躲避轰炸。稍不留神，就可能香魂难返故里。

    一日，不见炎樱。爱玲和舍监急得到处找她。听有人说炎樱去城里看电影了，舍监咆哮如雷：“她不要命了吗？现在是什么世道？”

    余音未了，爱玲听见漆黑的浴室里传来歌声，突然传来子弹打破玻璃的声音，歌声停下来。

    “炎樱！”爱玲轻轻地叫一声，她刚刚松弛下来的心，马上又悬了起来。然后她听见舍监忍无可忍地吼叫：“你这个笨蛋！疯子！你给我从淋浴间里马上出来！”

    只听见炎樱嚷道：“带着肥皂泡泡吗？”

    站在舍监身边的爱玲低着头用力忍住笑，炎樱的满不不在乎仿佛是对于众人恐怖的一种嘲讽。

    “炎樱，你去哪了？真是愣头愣脑胆大包天。”

    “张爱，我上城看电影，五彩卡通很好看。你做什么了？”

    “我还有什么可做的！不过缩在这里听机关枪的声音，‘忒啦啦啪啪’的，像雨打芭蕉，这会儿倒好了，不费劲等夏天过了再‘留得残荷听雨声’了。”

    经过战争的震荡，人性的灰尘一一抖落，爱玲更是心似明镜，眼如冰雪。《烬余录》里爱玲冷眼看世人，已是毫不留情到森然的地步，惟独对炎樱她是真欢喜。爱玲极不擅交际，礼节往来尚可，斗角勾心就免了。她看炎樱如同赤子，天真喜悦到她不需设防，所以她愿意与她深交。

    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二年底港大停课之前的校园生活，是爱玲最纯净自由的岁月。除了努力学习，争取考上伦敦大学之外，余事倒是不劳挂心的。偶有小愁，也没有牵肠挂肚的，更何况有炎樱这样的开心果、知己陪着。全然不像在圣玛丽亚女校那样受人歧视，以近乎自闭的方式孤独着。就连一直缠绕她的“旧衣服”心结，也因为连得了两个奖学金，狠狠做了些衣服而吐气扬眉略有疏解。

    不过，我想爱玲多是不太怀念在港大的生活，此时她已经学会了冷眼旁观。我上学时老师也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