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十年代有些作家的面目，缘于时空关系，或模模糊糊，甚或怪陋狰狞，使人不敢趋前，叶灵凤先生大约就是很“惨”的一个。初则是正在“唇红齿白”时，与鲁迅先生相“骂”，一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其实何尝是对手，倒被“骂”个“流氓文人”，“臭”名昭著；继则又在《鲁迅全集》中被“注”为“汉奸”，遗“臭”万年。后此注虽然“注销”，却也并无声闻遐迩的“平反昭雪”，何况斯人已去，身后寂寞，真面目如何，也难得一辨。识者每念及此，殊为感慨！

    叶灵凤系江苏南京人，生于1904年，1925年加入“创造社”，乃“创造社”名副其实的“小伙计”，文坛上堪称资深。列名“左联”最早的成员，却又因“放弃”工作而被除名。抗战时期，也属于挥笔上阵的一员，担任由夏衍主持的上海《救亡日报》编辑，并随报社南迁，广州沦陷后，遂移居香港，曾是中华文协香港分会理事。他与郭沫若、夏衍、潘汉年、乔冠华等一直过从甚密，不避被人以“左派”目之。建国后多次参加国庆观礼，在港接待大陆来访文化界要人，此种姿态亦曾为其时“注”他为“汉奸”者所瞠目！后来有资料证明，叶氏实乃从事掩人耳目的地下工作，“汉奸”云云，“皮相”而已。其实作家其人如何，自有文字俱在，也做假不得。遍观大陆解放之前、之初迁港作家，一直矢志不渝地赞颂新中国，爱国之情溢于笔端，叶灵凤实是最突出之一人。居港数十载，他撰写大量历史知识小品，缕陈香港被英国殖民主义者霸占经过，揭露殖民主义者的罪恶与丑行，驳斥殖民主义辩护士的种种谰言，并以一藏书家之热诚与毅力，搜求各种有关香港史料、图籍，借以参证历史，垂示后人。他所收藏的《新安县志》（含今宝安、深圳、香港等地），为罕有之善本，外人曾有意以重金购求，不许，意在以之献诸国家（身后由家人交广州中山图书馆收藏）。

    名声此物，常常是名实不副，亦无可如何之事，智者便以达观处之。如叶先生者，终其一生几乎都立于“流氓文人”、“汉奸”阴影之下，不辩，亦不必辩；澹然，恬然，一本知识分子醇然本色，只身体力行自己应做之事。为三十年代女作家萧红寻坟、迁葬而奔走，即一广泛流传于香港文化人中之佳话：故土、故人之情，他是决不轻弃的，他相信自己，这就足够了。

    叶灵凤在现代文学史上不是小说大家，但他的一篇准中篇《女娲氏之遗孽》，入选郑伯奇主编之《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赫然引人注目。借主人公情书自白，将一陷于婚外恋女子“东窗事发”后所经受身心磨难和盘托出，其表现之缱绻、深切令人震撼。当时的这位青年作家于此展露了“新星”的光辉。叶氏小说创作以短篇为主，亦有若干中篇或准长篇，其作品数量不可谓少，在创造社后期与三四十年代海派文学之间，他是一位衔接性作家，此种角色的特殊性与重要性值得治文学史者看重。虽然蜗居于狭仄的“听车楼”上，年轻的作家却饱染异域文学新风潮，男女情事是其主要视景，痴恨恩怨，离合悲欢，委曲、感伤、情怀无限。恰弗洛伊德理论东来之时，沿波讨源，自然别现一种见地。他又钟情于斯蒂芬孙、普洛斯特、乔伊斯、帕索斯、纪德诸西方名家、亲炙原作，心得殊深，创作手法亦综错多变，或亦真亦幻，诡奇迷离，或切换角度，多音交响，其《鸠绿媚》、《菊子夫人》、《落雁》等作品当时都能予人别开生面新奇之感。三四十年代文坛上“洋”风鼓动，海派中兴，叶灵凤的作用不可忽视。今日之论者，往往论及今日青年作家时，回护有加，“年轻”二字，概可谅矣。独于昔日之作家，常忘其当时亦正年轻，幼稚、动荡、浮躁，自不可免，而春秋褒贬，激切、苛严。此种不公，也不独对叶灵凤一人而已。

    叶氏于1934年曾出版《灵凤小品集》，散文、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