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事。

    第三，施先生又说：“能够把某一‘乡村的动态全面的地表现在一篇里，固然是好的，但要知道文学作品毕竟不是一个档案记录，有的时候是只能截取其一个平面来写的。”在这里，我们——抱歉得很，不得不指出施先生有点欠缺理解。为什么呢？因为施先生好象根本不了解文艺作品的最高的实践是所写者虽属片段的人生，然而所表现者却是普遍的全般的；正惟譬如此，所以一篇好的文艺作品能引起无数人的感应。所谓“需要全面的表现出来”，就是这个意思。并不象施先生所说的“档案记录式”的有见必记，有闻必录。在这里，我们又得提到前面说过的所谓“选择”了。一个有眼光的作家他会“选择”出那些最能集中地表现了一社会动态的材料来作为小说或别的什么，于是他就达到了“全般的地表现”的目的了。施先生如果不能理解“选择”的话，那他始终会不明白“全般的地表现”是什么。

    最后，施先生大发感慨说：“从这情形里，（按是指上面施先生对于我们的指摘——笔者），我们看出了现今我国文艺批评界之黑暗的一隅。也看出了文艺上的婴儿杀戮‘的现象。”哈哈！我们也早就看出了“现今我国文艺批评界之黑暗的一隅”，我们曾经屡次指出来，在这“黑暗的一隅”，有人是化了名写“批评”夸赞自己的作品，有人是杜撰出一个什么派的名目而称自己是这“派”的顽固的支持者，……一时也说不完这种“黑暗的一隅”的把戏。然而我们就不懂为什么批评了某一篇小说的题材有意义而某一篇则没有多大意义，就算犯了罪，就惹得施先生“看出了现今我国文艺批评界之黑暗的一隅”？而且也“看出了文艺上的婴儿杀戮’的现象”？恐怕只有象施先生那样“神经衰弱”的人这才看见我们轻轻那样几句话就跳起来大叫是“黑暗”，是“婴儿杀戮”罢？照施先生的论调，岂不是只有化了名夸赞自己或自己的朋友，杜撰出一个什么派的名目而称自己是这派的顽固的支持者——这样的批评才不是“黑暗”不是，“婴儿杀戮”么？

    要是施先生的高见果真如此？那我们今回这番话真是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