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难于讲理的地方偏偏要讲理。在有关人生的许多问题上，我们常常要只问现实，不问理。活着，而且舍不得，为什么？不知道。反正已经是这样，只好顺路走下去。快乐主义学派的精神也是顺路走，只是把生活看得过于单纯，所以路子窄了，有的地方就难通。就说快乐吧，人是有时，甚至常常，明知结果是苦也会做的。生是复杂的，但也可以一言以蔽之．一切活动，所求，总的说是“生”。生是各式各样的欲求和行动的总和，其中有快乐，但不都是快乐。人要的是这个。有什么究极价值吗？像是没有，或说不知道。但既已有生，就命定要生得顺利。怎么能顺利？显然，只有自己就必不能实现。从远古以来，为了生，我们的祖先就养成互相依赖、互相扶助的习惯。人助我是利己，己助人是利他。就自己说，助人比助己难，可是为了生就不能不勉为其难。难而要做，是德，或说是康德的道德律。作为德的精髓的利他，就是这样，由功用起，经过升华而登上道德律的宝座的。

    道德律，要遵守，即尽力照办，在人己利害不能协调的时候，要克己，多为对方着想。这样做，所求，说穿了不过是生顺利的可能性大一些。如果嫌这样解说近于功利主义，不高雅，那就说为了人的品格向上、精神文明之类也可以。剩下一个问题是：利他的“他”，以什么样的范围为合适。常识像是限于“人类”，如常说人权，而不说鸟权、兽权。本此，吃烤鸭不算违反利他的道德律。但同样本诸常识，对于毫无必要的虐待动物的行为，也总是谴责而不是赞扬。孟子早已说过这类意思，是：“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这是利他的范围扩大到牛羊之类，虽然程度不深，只是“君子远庖厨也”，而不是不吃。佛家就走得远多了，把利他的范围扩大到“诸有情”，并把杀生定为第一大戒。怎么样才可以算作适当呢？显然很难说。照佛家的办法，连蚊虫、跳蚤也放过，我们办不到；走向另一端，把不忍之心严格限于人，见天鹅、海豹等被杀害而无动于衷，我们也办不到。折中之道，由理的方面定一个一以贯之的原则，行的方面能够无往而不心平气和，恐怕很难。可行的办法似乎只能是：既要贵生，又要重德，遇事就事论事，勉为其难，不幸而未能尽善，安于差不多而已。

    一一 增补

    有“存在”，是个大神秘；“存在”中有“生命”，又是个大神秘，我们诙人生，先要知道生命是怎么回事。但这很难说，譬如想到何自来、何所为的问题，我们就会感到茫然。“所为”指最终的目的，这正如俗语所说，只有天知道。我们所能知道的不过是生命的一些现象，或者说，生命活动的大致趋向，这概括说就是求“生”，或说是求“生命的延续”。首先是已身的生存；己身永生，自然规律不容许，于是求传种。生存，传种，生命得以延续，这有什么至上意义吗？古今中外的哲人设想出很多理由，但这些都是闭门造车，充其量不过是自我安慰的幻想而已。

    探讨生活之道，宜于少注意幻想，多注意事实。事实是求“生”，生之上不知所求，或者竟是无所求，因此，我们说“生”就是自的也未尝不可。“生”是目的，求之，如何才能求得呢？除了己身的活动之外，要靠外界的条件。外界的条件干差万别，但是就一般的生物看，数量却不见得需要很多。例如草木，所需不过是有限的土地、阳光、水分、肥料而已。鱼虾，所需不过是有限的池水而已。人，所谓万物之灵，如果只是为求“生”，所需外界的条件也许不必过于繁复，例如原始人，现在看起来条件很差，可是就求“生”而言，还是满足了愿望的。

    但是人终归与一般生物不同，——不是说特别高贵，而是说，因为肉体的活动能力，尤其是精神的活动能力，远远超过一般生物，所以就不能安于仅仅能够生存的最低限度，就是说，不仅要“生”，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