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遍。

    小莫追问：“到底是不是Ｖ给你打的电话？”

    我说：“是。可他否认。”

    沃克连声说：“这太无耻了！这太无耻了！……”小莫沉思了一会儿，说：“我问你一句朋友之间的话，你可别多心。”

    我说：“问吧。”

    小莫说：“你真希望分配到北京去吗？”

    我说：“见他妈的鬼吧！我只希望能让我平平静静地度过这最后一个多学期！我家有老母病兄，我想回哈尔滨。回不了哈尔滨，能让我回兵团也罢！”

    小莫说：“那就好办了。我代你找Ｖ去谈判！告诉他，他可以想方设法进北京，但不要和你竞争，更不要陷害你达到目的！”

    似乎也只有这条路可走。我点点头，表示同意。沃克却说：“这太软弱了，这太软弱了！我看让我找几个留学生狠狠揍他一顿才对！既然你们中国学生可以在工宣队的唆使下蛮不讲理地揍我，我也可以串联几个留学生揍Ｖ一顿！”

    我说：“沃克，你要敢这样，你就不是我的朋友！”……

    小莫的“谈判”以失败告终。

    Ｖ将此事亦向工宣队汇报了。

    于是我“莫须有”的“错误”更加“属实”，情节更为“恶劣”。

    小莫懊悔不已。

    我婉言相劝。

    我忽又想起，那一天除了Ｖ给我打电话，还有一个人也在电话中对我嘻嘻哈哈了一阵。

    这个人是谁呢？

    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更不敢贸然问谁。

    沃克仍想串联几个留学生揍Ｖ。我和小莫极为严厉地向他提出警告，他才彻底打消了念头。

    好事无人知，丑事有人传，此话真不假。中文系许多学生，都渐知创作专业的梁晓声“出事”了。于是有人因此而莫明其妙地觉着高兴。虽然我与他们并无利害冲突，亦无什么不快的瓜葛。自己没什么值得高兴的事的某些人，见别人“出事”了，可不是会觉着也够高兴的么！实乃中国人的心理遗传。

    我走在校园里，出现在图书馆或食堂里，便不免招至某些人看一个“出事”了的人的特殊目光。沃克和小莫怕我觉着不自在，常有意一左一右陪着我。我也确实觉着大不自在。Ｃ和Ｖ们，当然挺高兴的。因为这正是他们预期的“舆论效果”。

    在给工宣队打的“证言”中，Ｃ写道：“某月某日，事发前，我与梁同返杂技学馆。途中我寄信，梁站在邮局内的‘汇款领款常识’前，看了许久——可见其犯错误前是有缜密准备的。”

    确有其事。我承认了。她寄信，我没事，就看那东西。“梁在将汇单交付我时，犹豫了一阵——这是其犯错误前矛盾心理的反应。”

    我也承认了。确实犹豫一阵——因我本不愿劳她代办任何一件小事。

    “当我对梁说：‘Ｅ老师替你取’时，梁的脸色顿时苍白，呆呆地半天说不出话来——这是他预感到事情将要败露时的紧张心理的反应……”

    这就有点不实事求是了。

    但她觉着我当时就是那样的，我也无法。

    Ｖ的“证言”简单些，只有两条，但有分量：一、我根本没给梁打过电话，叫他回学校取汇单。二、莫替梁与我“谈判”，企图说服我承认给梁打过电话。

    作废了的汇单压在工宣队那儿。人证物证俱全，只待我低头认罪了。

    我离开学校，“逃亡”杂技学馆。

    大学里有工宣队。杂技学馆也有工宣队，是上海某纺纱厂的几位女工。学员们尽是十几岁的男孩女孩，整日被关在曾是汪精卫的一个小老婆的独院别墅里练功，其实谈不上什么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的。但几位纱厂女工却不这么认为。她们也时常地制造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