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文不值了。”我问：“难道你觉得他的话颇有道理不成？”

    小莫生气了，虎虎地说：“你别问我这种话好不好？”“我可丝毫没有不良居心，”我立刻向小莫解释，又说，“在一位留学生面前，我们都太虚伪是不是？”小莫摇了摇头：“不，是太可悲。”

    “比我们更可悲者大有人在，比如Ｆ教授，嗯。”“嗯。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啊！”

    “你说在我们复旦大学三千多工农兵学员中，会有多少人异常清醒地在装糊涂？”

    “起码两千五百人吧。”

    “剩下的那五百多怎么回事呢？”

    “比我们还清醒的野心家，小小的政治投机者，被既得利益收买者，时代制造的半颅人。”

    “半颅人？……”

    “只有左半边大脑。”

    “你以为你挺深刻是不是？”

    “反正我不是半颅人。”

    我忽然觉得，我们相处两年来，那天才彼此了解，往后可以成为最知己的朋友。我不禁隔着桌子向他伸过一只手去，在他的手背上轻轻拍了一下。

    小莫领会了我这一动作的表示，苦笑了一下，说：“不谈这些，我们走吧！”

    我也说：“走吧。”望着小莫，却未站起。

    小莫也未站起，又自言自语：“这个申·沃克，好像认定了我们俩就应该是他主动了解的中国人似的！”

    我问：“晚饭我们俩带头坐‘留学生专桌’么？”小莫反问：“我们当时应诺他了么？”

    我说：“也不算应诺。”

    小莫说：“那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带这个头。”

    “是完全没有必要。”我表示同意。

    可小莫紧接着又说：“其实带了这个头也无所谓，不过就是坐在哪儿吃饭的问题。”

    我想了想，又表示同意：“是无所谓。”

    我们刚才紧张的神情渐渐松弛，对望着，忽然都觉得我们之间的谈话既认真又可笑，因为非常认真而显得非常可笑。我们都忍不住噗哧笑了起来……然而我们并没有获得带头坐“留学生专桌”就餐者的“荣幸”。当我和小莫一块儿来到饭厅，“留学生专桌”早已不成其为“专桌”了。围坐着它们吃饭的更多是中国学生。“留学生窗口”也名存实亡。有几个中国学生想为所有的中国学生作出表率，假装大大咧咧的样子，将饭碗从窗口递了进去，却又被粗鲁地推了出来。卖饭的姑娘一本正经地说：“没接到取消‘留学生窗口’的通知，我可无权擅自破例！”那几个中国学生只好悻悻离开。

    但是所有的留学生们，毕竟有理由认为他们的愿望实际上已获得了所有中国学生们的理解和支持。他们一个个因此而格外高兴，分散地与中国学生们坐在一起，又说又笑。大多数中国学生，在这种不常见的友好气氛中，却还是习惯地，不，是本能地表现出矜持和拘谨。

    小莫说：“还真造成了一种水乳相融的局面呢！”我纠正他道：“实际上还是水乳不相融，不过混兑在一起罢了。好比鸡尾酒。”

    小莫说：“比喻得不错。”

    两天后，“留学生办”通知我，说要找我谈话。我马上联想到了申·沃克三天前从饭厅到四号楼的路上对我和小莫发表的那些言论，忐忑不安。但又一想自己毕竟没说过一句附和沃克的话，心里踏实了些。隔墙有耳。路上也有耳。大学没教给我什么正经知识，侧教给了我不少“防人”的经验，或曰“常识”。那便是——尽量将真实的“自我”包裹起来。包裹得愈严密愈安全。

    我在这方面得到的教训是太值得记取了。

    入学数月后，我便观察出同学中有几位善于“打小汇报者”，殊恶之。曾以刻语相讽。

    一日，晚饭后，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