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年轻的寡居的伯爵夫人与自己的侄子结成夫妻。小说的名字我虽然记错了，但是那女工临死前说的话，铭刻在我记忆中。

    我还记得对这篇小说的介绍中这样写道：“作品一发表，贵族阶层大哗，对作家进行愤怒的围剿。贵妇淑女们，谩骂作家是一只可憎的忘恩负义的猴子，‘一旦攀上高枝，便向人间作态’……”

    陈老师自始至终听得很认真。

    他又问我看过哪些中国文学作品。

    我老老实实地回答我都看过了什么什么。

    他沉思了一会儿，忽然问：“看过《牛田洋》么？”

    我说：“看过。语录引用得太多，不是小说。”他不再问什么。

    我便告辞了。

    抬大木的伙伴们围住我，问我复旦的老师找我什么事儿，问了些什么，我怎样回答的。

    我复述了一遍，他们就一个个直拍大腿，说我是个大傻蛋，不该对复旦的老师卖弄，大谈什么西方文学。尤其不该贬低《牛田洋》，那是“革命样板文学”。他们认为我如果回答得高明，兴许能入复旦。

    我想哪有这等好事落在我头上？我上鹤岗市邮电学校，已是板上钉钉了。报以一笑而已。

    第二天，那复旦的老师到师里去了。

    隔了三天，他从师里回到了我们团，又把我找到招待所，一见面就对我说：“你的档案，我从团里带到师里了，如今已从师里寄往复旦大学了。如果复旦复审合格，你就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创作专业的学生了！”

    我呆住了。半天讲不出话。

    他又说：“关于《牛田洋》的那些话，你如果真入了复旦，是不能再说的。复旦很复杂，言行要谨慎。不要希望目前情况之下能在大学学到很多，自己多看些书吧！多看书，对一个人今后总是有益处的。”

    事后我才知道，那一次招生，整个东北地区只有两个复旦大学的名额，都分在了黑龙江省。黑龙江省又都分在了兵团。其中一个名额又分在了我们二团。陈老师住在招待所里，偶读《兵团战士报》，发现了我的一篇小散文，便到宣传股，将我几年来发表的小散文、小诗、小小说一类，统统找到，认真读了。还给黑龙江出版社去了一封信，了解我在那里的表现。然后亲自与团招生办交涉。将我的名字同复旦大学联在了一起。

    是机遇吗？不是机遇又是什么呢？

    从此我在许多事情上都非常相信机遇了。如果木材加工厂的知青们对我不好，不连续两年推荐我，便没有这机遇。如果黑龙江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那些老编辑们给我写封很坏的而不是很好的鉴定，便也没这机遇。如果陈老师不是偶然在招待所中翻看《兵团战士报》，仍没这机遇。如果不是陈老师是另外一位老师来招生呢？更没这机遇。

    我的机遇是许许多多人给予我的。我甚至认为包括木材加工厂的卫生员和菜班班长。这次机遇是我生活道路上的一次重大转折。

    机遇决定了多少人的命运啊！

    生活中，有多少人，仅仅因为没有机遇，便默默无闻。而一旦有了机遇，谁又能断定走在大马路上的一个什么人，不会在一番什么事业中取得什么成功呢？

    当时我们兵团创作员中，不少人在写作上都比我强得多。那次机遇却偏偏落在我头上。对他们真是不公正。对我真是太幸运。

    我是兵团创作员中最早离开北大荒去上大学的一个。

    让我在这篇记述性文字中，对当年木材加工厂的我的知青伙伴们；对黑龙江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在文学上给予我许多指引的老编辑们；对复旦大学的陈老师，再次表达我永远的感激吧！

    也让我感激机遇吧！

    这冥冥之中的仿佛法力无边的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