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七日，下午二三点钟，哈尔滨至上海的一趟火车进站。一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被人流裹着，步子虚浮地出了上海站。

    上海很热，三十四五度左右。这年轻人穿件卡叽布的、旧的、在洗染店染过的、黑色而又变灰了的学生制服。一条崭新的、裤线笔直的“的卡”裤子，蓝色的，太长，折起一寸有余。一双半新的网球鞋。头戴一顶崭新单帽。

    他左手拎皮革旅行包，右手拎网兜，里面兜着一个新脸盆、牙具什么的。

    他避开人流，有些发懵，不知该往哪去。

    他像东北农村某人民公社的小文书一类。更具体说，像《艳阳天》中的“马立本”。连“马立本”那点土潇洒也没有，模样迟钝。

    虽然“文革”时期，讲究穿着的上海人还是比全国其他大城市的人们明显地穿得雅致。

    他很有些自惭其美“土”。

    他从来也没有见过满大街的女人尽数裸胳膊裸腿的情形。他感到有些害羞，竟不知目光应朝什么地方看才算个正经的年轻人。

    从他眼面前走过的女人们，却并不注意他。偶有一两个女人看他一眼，完全是觉得他有些“憨大”。

    他便更自惭，更害羞。

    没有一个男人像他似的头上戴着顶崭新的单帽。撑帽纸板还保留在帽子里，未丢掉是为了帽脸儿显得更陡，给自己增添点精神。

    他不由得将帽子摘了下来，塞进手提兜里。可是想到自己一个多月前剃秃头，头发生出还不足半寸，一定更傻里傻气，又取出帽子重新戴上。撑帽纸板折坏了，只好扔了。单帽失去了它，不如原先那么像样。有几分沮丧。他是我。

    如果上海的年轻人们知道我随身带着一份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入学通知书，他们肯定会非常羡慕甚至可能嫉妒我这个“东北土老帽”的。那年头“工农兵学员”正吃香，复旦又是国内名牌大学。我家祖坟大冒红烟紫气！我向一个清扫工问去复旦怎样乘车。

    他上下打量我一阵，反问：“新入学的工农兵学员？”我不无自豪地点头。

    又问：“从哪儿来？”

    我回答：“北大荒。”

    再问：“北大荒当地人？”

    答：“哈尔滨知青。”

    他说：“我女儿也在北大荒，一师三团。”

    我说：“我在二团。”

    他询问兵团知青的近况。我很乐意地回答了他提出的种种问题。我的上海知青朋友很多，上海话早已听惯。他对我颇产生了一点好感，末了说：“复旦大学的接站车停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我带你去。”……我能进入复旦，自己完全没想到。

    一九七三年初，我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总司令部所在地佳木斯市回到我们一师二团。我是到兵团总部去参加文学创作学习班的。我是团宣传股报道员，兵团业余文学创作员。

    回到团部刚几天，政治部主任带我到木材加工厂“蹲点”，总结“政治思想工作”经验。木材加工厂是团后勤处直属连队，在团部附近，离团机关区只五六分钟的路。木材加工厂有一个鹤岗知识青年，抬大木时摔断了腿，被送到师部医院住院。腿好后，他从医院给连队领导写了一封信，要求回鹤岗市探一次家。连队领导没批准。他私自回到了鹤岗。他的母亲给连队领导写了一封信，其中有句质问的话：“我的儿子千里迢迢去到边疆，在劳动中摔断了腿，我自己也在生病，难道你们当连队领导的，竟没有批准我儿子探一次家的善心吗？”可想而知，这封信使连队领导恼怒到什么程度。他一个星期后回到连队的当天，团支部召开会议，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并讨论对他的处分。“讨论”不过是一种形式，处分已在他回到连队之前就确定了——开除团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