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主持者在会议室门外等我，和我并肩走入餐厅。边走边说，希望我明天谈谈“四人帮”所推行的极“左”教育路线，对艺术院校教育方针教育方向的干扰破坏。我只好“极其谦虚”地拒绝。

    我不是一个没有说过谎的人。但是，跨出复旦校门那一天，我在日记上曾写下过这样的话：“这些年，我认清了那么多虚伪的人，见过那么多虚伪的事，听过那么多谎话，自己也违心地说过那么多谎话，从此我要做一个诚实的人……”

    我这“要作一个诚实的人”的人，在许多高等教育者面前，撒了一次弥天大谎！

    那的确是我离开大学后第一次说谎，不，第二次。第一次是——我打了“电影童星”一记耳光而说是“跟他闹着玩”。

    我第二次说谎，像一个谎话连篇的人一样，说得那么逼真，那么周正。

    我内心感到羞耻到了极点。

    一个毕业于名牌大学的青年，仅仅由于在某一个不正常的时期迈入了这所大学的校门，便如同私生子隐瞒自己的身世，在许多高等教育者面前隐瞒自己的“庐山真面目”，真是历史的悲哀！

    就个人心理来说，这是十分可鄙的。

    但这绝非我自己一个“工农兵学员”的心理。这种心理，像不可见的溃疡，在我自己心中，也在不少“工农兵学员”心中繁殖着有害的菌类。对于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又多么可悲！宛如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中倒出了“山楂丸”。

    我的谎话，当晚就被戳穿——我们编辑部的某位领导来西苑看望在华南组的一位老同事……我不晓得。

    第二天，我迟到了十分钟。在二楼楼口，被一位老者拦住。

    他对我说：“你先不要进会议室。”

    我迷惑地望着他。

    他又说：“大家已经知道了。”

    我问：“知道什么了？”

    “知道你是一个‘工农兵学员’。”他那深沉的目光，严肃地注视着我。

    我呆住了。

    他低声说：“大家很气愤，正在议论你。你为什么要扯谎呢？为什么要欺骗大家呢？”他摇摇头，声音更低地说：“这多不好，这真不好！有的代表要求向大会简报组汇报这件事啊！……”

    不但不好，而且很糟！

    在全国“高教”会上，在粉碎“四人帮”后，谎言和虚伪正开始从崇高的教育法典中被肃清，一位列席代表，一位“工农兵学员”，却大言不惭地自称是“·文·革”·前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毕业生，这的确是太令人生气了。

    我垂下了头，脸红得发烧。

    我羞惭地对那老者说：“您替我讲几句好话吧，千万别使我的名字上简报啊！”

    他说：“我已经这样做了。”

    他的目光那么平和。

    平和的目光，在某些时刻，也是最使人难以承受的目光。我觉得他那目光是穿透到我心里了。

    他说：“我们到楼外走走好吗？”

    我默默地点了一下头。

    我们在楼外走着，他向我讲了许多应该怎样看待自己是一个“工农兵学员”的道理。当他陪着我走回到会议室门前，我还是缺乏足够的勇气进入。

    他说：“世上没有一个人敢声明自己从未说过谎。进去吧！”挽着我的手臂，和我一齐进入了会议室。

    那一天我才知道，这位令我感激不尽的老者，原来是老教育家吴伯箫。

    吴老是我到北京后，第一个引起我发自内心的无比尊敬的人。

    “高教”会结束后，他给我留下了他家的地址，表示欢迎我到他家中去玩。

    那时他家住沙滩。我到他家去过两次。

    第一次他赠我散文集《北极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