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语文老师姓庞，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是位四十多岁身体微胖的女性。

    第二天上语文课的时候，她的第一句话是：“同学们，看过四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的举手。”

    我环视两旁，无人举手。

    我犹犹豫豫地举起了自己的手。

    她的目光停留在我脸上，许久没移开。她仿佛默默期待着更多同学举手。

    过了几分钟，还是再没有一个同学举手。

    她终于对我说：“你把手放下吧。”

    她摘了眼镜，掏出手绢擦了半天，戴上后，盯着粉笔盒沉思起来。她脸上有种惴惴不安的表情。好象她预感到了某种威协，但又不知怎样才能保护自己。

    她的反常神态使同学们奇怪。坐在我两旁的同学将目光投到我身上。

    终于，她抬起头望着大家，以诚恳的语调低声说：“同学们，今天我首先要向大家作检查，承认错误。上个星期，为了指导大家学习杂文写作，我曾在课堂上向大家读过《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的几篇。这两本书，现在已经受到了公开批判，是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书。我给大家读过的那几篇，是这两本书中问题最严重的几篇……我……我已经向学校领导交了书面检讨……我思想觉悟不高，认识水平和批判能力太低，以至于……在课堂上间接地传播了坏思想……我感到对不起同学们……很内疚……我欢迎大家对我进行严肃的批评……我……我保证今后再也不犯这种性质的……错误……今天的作文课，不再写杂文了，改写记叙文，文题不定……大家任选吧！……”

    说完这一大番话，她脸上出汗了，又掏出手绢擦脸。

    在大家埋头写作文的时候，她轻轻走到了我身边，低声说：“你出来一下，老师有话对你讲。”

    我跟她走出教室，她将教室门掩好，说：“全班只有你一个人看过四月十六日《人民日报》上那篇批判文章的，老师的错误非常严重，你要是对老师今天的检讨还有什么意见，希望你能当面向老师提出来……”

    我的语文成绩一向较好，是她喜爱的学生之一。我连连摇头，不容置疑地说：“没有，没有。”

    她却说：“怎么可能没有呢？你当面向老师提出来，总比以后……提出来吧，无论提得多么尖锐，老师都会从内心深处感激你的……”

    “没有！老师，真的！”我脸都急红了。我无法理解她为什么要把自己的错误看得那么严重。以后我才知道，她是个“摘帽右派”。

    “也许……是老师把你想错了……”她似乎感到自己简直是逼我，脸上浮现歉意的苦笑。

    ……

    哈尔滨郊区农村发生严重虫害。两天后，我们全校师生到松花江北支农去了。苞谷苗长起了一尺多高，大头菜刚开始抱心儿。铅笔那么粗火柴杆那么长的青色肉虫，白天怕晒，隐蔽在苞谷苗和大头菜的叶背面，却不停止啮食。天可怜见！社员们的黄泥小屋后墙上，无一不用白灰刷写着“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争取高产稳产，努力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学习大寨好榜样，敢叫日月换新天”之类标语，由于两年来连续遭受水灾，粮食未收，生产队今年竟穷到了买不起几袋农药的地步！仅有的一台破旧的喷雾器也坏得根本无法使用。只能依赖我们这些中学生帮助灭虫。办法又简单又野蛮——戴上手套，用手指捏死。一片地中，何止千万青色肉虫！幸亏中国人多。支农又是学生的义务。

    同学们最初都不敢接近患地。女同学尤其不敢越“雷池”一步。一个个双手戴手套，站在地边，如同站在悬崖边，畏缩不前。老师督促，万般无奈，提心吊胆踏入地中，怀着恐惧蹲下身去，颤颤抖抖的手翻过一片叶子，那青色肉虫蓦然入眼，多到触目惊心，一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