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试点公共汽车和试点商店便一概取消。因为我们的国民虽然乐于公共汽车上无人售票，乐于从商店里“按需所取”，却很难养成在无人监视的情况下将自己的钱投入钱箱的良好习惯。尽管我们不遗余力地宣传这个良好习惯可将他们带入共产主义的理想王国，他们大多数仍不肯自觉。好端端的一次实现共产主义的机会便告夭折。我和我的同学们都为此而伤心而失望而气哭了。挖蛹运动——那是除“四害”的“人民战争”中的一场战役。全校同学排着整齐的队伍敲锣打鼓，高唱“除四害”歌，浩浩荡荡走出校园，以班级为阵容，包围一个个公共厕所，展开“歼灭战”。提出的口号响亮而具有战斗性——“挖出一个蛹，等于挖出一个深藏的阶级敌人。”这是一个伟大口号。因为它包含着一个灵活多变的公式。如在作业本上自己寻找出一个错别字并加以改正，就等于发现了一个阶级敌人并加以消灭。或者等于消灭了一个美国鬼子，支援了越南人民的解放斗争。后来初中下乡劳动时，演变为除掉一棵杂草，也等于除掉一个阶级敌人。反之，若锄掉了一棵秧苗，自然等于在战场上走火打死了一个战友。我记得很清楚，在一次下乡劳动中，我们班的一个近视眼女同学，一锄头下去，锄倒了一片苗。同学们开她的批评会，她讷讷地替自己解释：“我不是存心的，我注意力一不集中……”同学们听了个个愤然，七嘴八舌：“你为什么注意力不集中？你等于打死了一个排的战友啊！”“你这是犯罪！你的锄头上沾满了战友的鲜血！”……致使她接连两天没吃饭，捧着那些被她除掉的干枯的秧苗，泪涟涟如雨地念叨：“我不是存心的，我对不起你们，我不是存心的，我对不起你们……”

    基于此种思维方式所导致的行为，后来“文化大革命”中举不胜举。如今细想，我相信是完全可以“造就”成近乎一个模式的一代人。谓予不信，重新闭关锁国，对一九八七年或一九八八出生的婴儿一律实行“专门”教育，想以什么主义为教育内容都行，二十年后不“造就”出什么主义的一代忠实信徒才怪呢！

    惭愧，象我这么一个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的中学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信息，竟是从收破烂儿的卢叔那儿获得的。

    “嘿，瞧着吧，又要搞了！”

    那一天，卢叔大大咧咧地跨入我家门坎，没头没脑地说了这么一句。

    母亲，我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正围着小炕桌吃饭。桌上照例是一人一碗大楂子，一盆新蒸的窝头，一盘咸菜，一碟酱，几根葱。

    母亲端着碗，抬头看了卢叔一眼，反应迟钝地问：“搞卫生？”

    几天前，精神病院寄来了催交哥哥的医疗费的清单——三百余元，母亲筹借不足这笔钱，连日忧心忡忡，愁眉不展，内心焦急如焚，嘴唇起了泡。

    我呢，一方面以一双中学生的眼睛关注着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正义战争和兰考人民在焦裕禄同志逝世后重建家园的艰苦奋斗，一方面思想处在继续升学还是毕业后去干临时工，早日替家里挣钱的十字路口犹豫不决。我知道母亲毫无热情应付街道委员会每年春季都要进行的卫生大检查运动。

    “老嫂子，我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又要搞运动了啊！凡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卢叔振振有词，语气十分庄严，仿佛一位大政治家。

    “别瞎说，让人听到该认为你制造政治谣言，扰乱民心了！”母亲善良地告诫他。

    “嗨，老嫂子，我是个犯过错误被开除公职的人，还敢制造政治谣言吗？我今天收了一卷报纸，其中有一张《北京日报》，登了一大版批判文章！五七年那场运动不就是先从报上搞起来的么？”

    “唉……”母亲长长地叹了口气，心不在焉地回答：“就是又要搞，那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应该操心的事儿。他老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