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爱乐》杂志记者的谈话

    时间：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９日

    地点：北京

    记者：请问余先生哪一年开始听西洋古典音乐？

    余华：我开始听古典音乐的时间比较晚，今年３月刚刚买音响。以前，也用alkman听过一些磁带，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今年刚刚开始。

    记者：您是一位作家，您认为音乐比小说还重要吗？

    余华：没有任何艺术形式能和音乐相比。应该说，音乐和小说都是叙述类的作品，与小说的叙述相比，音乐的叙述需要更多的神秘体验，也就是音乐的听众应该比小说的读者更多一点天赋。

    记者：听说您从买音响到现在，半年多时间，就买了三百多张CD？

    余华：确实是如饥似渴，再加上刚入门时的狂热。实在是有一种买不过来的感觉。

    记者：那么，您现在一天大约听多长时间的音乐？

    余华：我早上起得比较晚，从起床一直到深夜我都听。只要是可以坐下来静心听的时候。到了深夜，我就用耳机听。

    记者：写作的时候听不听？

    余华：不听。

    记者：听说您对柴科夫斯基的作品有很高的评价？

    余华：我喜欢为内心而创作的艺术家。在我看来，柴科夫斯基的音乐是为内心的需要而创作的，他一生都在解决自我和现实的紧张关系，所以我尊敬他。如果拿贝多芬和马勒作为柴科夫斯基的两个参照系，我个人的感受和体验可能更接近柴科夫斯基。贝多芬的交响曲中所表达的痛苦，是一种古典的痛苦在贝多芬的交响曲中我们经常会听到痛苦的声音，可在那些痛苦中我们找不到自我的分裂，所以贝多芬的痛苦在我看来很像是激动，或者说在他那里痛苦和激动水乳交融了。贝多芬的交响曲中，我最喜欢的是《田园》，《田园》表达了至高无上的单纯。

    记者：您的意思是说，贝多芬代表了18世纪？

    余华：贝多芬创造的是一个英雄时代的音乐，因为他不复杂，所以我更喜欢听他的单纯，马勒音乐中的复杂成份，你在贝多芬那里很难找到，但在柴科夫斯基那里可以找到。马勒和柴科夫斯基其实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我总觉得柴科夫斯基是马勒的前辈。

    记者：有一种说法，认为柴科夫斯基的音乐里表达的只是他个人的痛苦，而马勒音乐里表达的是整个犹太民族及世纪末的痛苦，马勒能在音乐中超越痛苦，而柴科夫斯基却永远跳不出来。

    余华：一个人和他所处的民族、时代背景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完整地表达好一个人的真实内心，就什么都有了。我听柴科夫斯基的音乐，不用去了解，一听就是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的产物。我觉得柴科夫斯基是马勒的前辈，就是因为在柴科夫基的音乐中没有超越。干嘛非要超越呢？在柴科夫斯基的音乐中充满了一种深不见底的绝望。

    记者：您认为绝望和超越绝望，这两者有没有高低之分？

    余华：深陷在绝望之中，或者说能够超越绝望，这应该是同等的两种不同的生存状况。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容易被绝望吸引，这是我更容易被它感动。因为绝望比超越更痛苦，也就是说绝望是一种彻底的情感，而超越是一种变化的情感。柴科夫斯基是把痛苦赤裸裸地撕给人们看，所以我以为柴科夫斯基比马勒更代表19世纪的世纪末。

    记者：你不喜欢马勒？

    余华：应该说，每一个作家的创作情况不一样，每一个音乐家的创作情况也是各有千秋。杯子和水瓶并没有好坏之分，说他们有好坏，就过于简单。马勒的交响曲中，我最喜欢的就是第九交响曲。当他要伤感地向这个世界告别，当他要表达非常具体的一个活着的个人与死亡的关系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