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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7 救世和自救
    精神生活的普遍平庸化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明显事实。这个事实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一个人并不需要有多么敏锐的心灵,就可以感受到了。其主要表现是:一、信仰生活的失落。人生缺乏一个精神目标,既无传统的支持,又无理想的引导。尤其可悲的是,人们甚至丧失了对信仰问题的起码认真态度,对之施以哄笑,以无信仰自夸。二、情感生活的缩减。畸形都市化堵塞了人与自然的交感,功利意识扩张导致人与人之间真情淡薄。情感体验失去个性和实质,蜕化为可模仿的雷同的流行歌词和礼品卡语言。三、文化生活的粗鄙。诉诸官能的大众消费文化泛滥,诉诸心灵的严肃文化陷入困境。娱乐性传播媒介冒充为文化主流,绝无文化素养的记者和明星冒充为文化主角,几有席卷天下之势。

    毫无疑问,对于这种平庸化现象,凡注重精神生活的人都是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的。不过,其中又有区别。据我观察,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人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拯救天下为己任,他们的反应又因性情和观念的差异而有区别。大抵而论,宗教和道德型的人主要表现为愤怒,视这个世道为末世,对之发出正义的谴责乃至神圣的诅咒,欲以此警醒世人,寻回盛世,或者——审判世人,以先知的口吻预言某种末日审判。张承志是当今最典型的代表。理智型的人主要表现为忧虑,视这个世道为乱世,试图规划出某种救世方案,以重建精神生活的秩序,恢复或营造他们心目中的治世。相当一批人文学者正在为此竭精殚虑,摇唇鼓舌。不论愤怒还是忧虑,救世是共同的立场,所以我把两者归作一个类别。

    另一类人是比较个人化的知识分子,相对而言,他们没有太直接的救世抱负,而是更加关注自己独立的精神探索和文化创造活动。他们对于作为一种社会现实的精神平庸化过程同样反感,但似乎不像前一类人那样有切肤之痛,如坐针毡,为之寝食不安。由于他们更多地生活在一个相当稳固的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隔膜于或超脱于他们所反感的那种外部变化了。他们的反应主要不是愤怒或忧虑,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近乎宽容的淡漠和蔑视。属于这一类的大抵是一些真正迷于艺术的艺术家,真正迷于学术的学者,以及执著于人生和人类根本问题之思索的哲人智者。在这样的人看来,末世论或乱世论似乎都有些危言耸听,这个世道和别的世道没有本质的不同,不过是一个俗世罢了。时代变迁,俗的表现形式相异,或官或商,无精神性则为一。所以,他们始终与俗世保持距离,而把精神上的独立追求和自我完善视为人生在世的安身立命之本。在此意义上,他们的立场可归结为自救。

    当然,上述划分只是相对的,毕竟可能有一些个人性和社会性皆很强的知识分子,在他们身上,自救和救世的立场会发生重迭。我无意在这两种立场之间评优劣,以我之见,真诚的救世者和自救者都是宝贵的,我们之缺乏有感召力的传道士和启蒙思想家,一如缺乏埋头于自己园地的耕耘者。不过,就目前而言,说句老实话,我实在听厌了各种名目的文化讨论,从这些热闹中只听出了一种浮躁和空洞。无论是标榜为“新国学”的复古主张,还是以“后现代”名义装饰现状的学术拼贴,事实上都没有提出切实的救世良策,很可能只是成全了个人的一种功利欲望。至于种种关于“文化失落”、“人文精神失落”的喟叹,透出的多是一种焦躁不安的心态。在这种情况下,我宁愿为自救的立场作一辩护,尽管真正的自救者是不需要任何理论上的辩护的。

    一个人立志从事精神探索和文化创造的事业,应该是出于自身最内在的精神需要。他在精神生活的范围内几乎一定有很重大的困惑,所以对于他来说,不管世道如何,他都非自救不可,唯自救才有生路。可是,在精神生活与世俗的功利生活之间,他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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