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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启蒙或躁动
,最后还是得凭绘画作品分高低。在那个刚刚开放的年代,面对突然出现的机会,画家们都很兴奋,怀着希冀中彩的心理标新立异。由于现代艺术的裁判和市场都在国外,因此,机敏的画家一开始就瞄准老外,根据可能引起注意的程度确定自己的题材和画风,其中一些人确实获得了成功。我更喜欢那些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追求的艺术家,虽然他们在名利方面未必成功,比如刘彦。当时和我交往最密切的画家是刘彦和广义,他俩是好朋友,有一阵几乎形影不离。这两个人都聪明可爱,但走了不同的道路。我认识刘彦很早,1986年8月在安徽歙县讲尼采,课后他飘然而至,年轻单纯得像一个安琪儿。他告诉我,他是自费来听这个班的,发现台上讲课的都是知识大众,正感到失望,幸亏有我,才没有白来。他还跟我讲了专程到北京复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经历。其后不久,他到北京定居,还把广义介绍给了我,我们都有一见如故之感。广义说:“来见你,有一种拜见名人的感觉。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真好!”刘彦说:“我向人谈国平,不说他的书,只说他的眼睛——国平是个孩子。”广义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成功。他说:“如今不是梵高的时代了,生前出不了名的,死后也出不了名,世人早已把你忘记。”他搞政治波普,用绘画进行文化批判,一度名声大噪,是新潮画家中最早出名和富起来的人之一。他赞赏刘彦,说刘彦很本质,而他自己要成名,然后再回到本质。我感到自己和刘彦非常相通,他和我一样远离时代,追求本真的东西。他这样评论尼采:“古希腊是单纯的,尼采想把基督教的复杂整掉,回到古希腊的单纯。”一句话就把尼采说清楚了。不过,他的路相当艰难。他像梵高一样与朴素的事物有着血肉的联系,迷恋于画简单的风景和静物,但卖不出去,生活得穷困潦倒。这使他感到困惑,有一次对我说:“过去我独自在树林里坐着,感到非常宁静。现在感觉不对了,朋友们都在挣钱,从他们那里回来,独自一人,有一种凄凉的感觉。好像一个从小离家的孩子,长大后回到家,总觉得不是想象中的家了,怎么那样老旧。”他曾经试图顺应时代,一度改做装置,终因不合性情而放弃了。现在,他在北京郊区一个村子里过着最简朴的日子,像中世纪的农民一样与世隔绝,安心画他的风景画和静物画,完全不关心这些画能不能卖出去。我知道,他已经回到他自己的家里。

    如果要论那个年代在青年中影响最大的人物,无疑是崔健。我是1988年初在梁和平家与他第一次见面的,第一眼的印象是朴实,有些腼腆,和我一样不健谈。那天有一个摄影家在座,表示要给他照相,做某刊物的封面,他谢绝了,说出名使他感到很疲劳。摄影家强调,他应该意识到他不只是自己,而是一代人的代言人,代表着时代精神,他回答:“我不想那些,宁可轻松些,按自己的心愿唱。”寥寥几句,使我感到他是一个真实的人。那天夜晚,他抱着吉他即兴弹唱了几支歌,脸上是迷醉的表情,像孩子那样快乐,像农夫那样淳朴。我不止一次发现,好的男子汉本质上都是农夫,朴实,安静,沉湎于自己的园地,不管那是音乐、绘画还是书籍。后来我听过他的演唱会,也在私人场合见过几次面,印象一直非常好。我在崔健身上从未发现过浮躁和媚俗,上天挑选这样一个人来做中国摇滚的创始人,幸运地提高了八十年代流行音乐的质量,但也注定了他在辉煌之后的寂寞。

    十几年后,我们合作出版了《自由风格》一书。经常有人问我,我是怎么想到要和崔健做这个对话的。这当然有我一贯对崔健的欣赏为基础,不过,写书的想法则产生于一次餐桌闲聊。1999年一个早春的晚上,我和梁和平、刘雨田去崔健家,崔健请我们在附近一家餐馆吃饭。当时,刘雨田正在筹备横穿克拉玛什干沙漠之行,餐桌上的谈话就很自然地围绕着他的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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