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写东西像撒尿，周国平写东西像射精。”这些话表明他对我何等偏爱，而他正是怀着这样的偏爱催促我写尼采的。稿子出来后，他十分兴奋，但也担心我的观点一反习见，出版会遇到阻碍，便建议我请汝信写个序。我心想，汝信身居高职，又曾因文革后率先发表为人道主义正名的文章而遇到过麻烦，此事未免强人所难。但是，不管怎样，我终归要把稿子送给我的导师看一看，请他提意见。

    汝信看得很认真，看完后把我叫去，对我说了一番话。我追记了大意，今天看仍觉得好，所以抄在这里：“哲学著作这样写是很好的，我很喜欢，一扫过去那种沉闷的写法，使人耳目一新。这本书出来，是会有很大影响的，会引起注意。不过，我还是觉得，不要讲得过分，有些地方要冲淡一下。尼采的某些观点，该批评的要批评。修改时不要搞得四平八稳，不要抹去你的锋芒。”他又说：“其实，对一个思想家，主要应当吸取他的精华，加以消化，而把糟粕排泄掉。问题就看你有没有坚强的胃。有坚强的胃怕什么毒素？没有坚强的胃，无论吃进什么，都不能消化，反正要得病，怪得了谁呢？”听了这些话，我就斗胆请他写序了，他欣然应允。

    几天后，序写出来了，相当精彩，尤其是这句话：“在历史的审判台前，只有弱者才需要辩护，而尼采却决不是弱者。他所需要的不是辩护，而是理解。”可是，就在我拿到序的同一天，方鸣来找我，一进门就说：“你的尼采遭恶运了。”他告诉我，他们社总编辑对哲学编辑室主任薛德震说：“尼采不是法西斯思想家吗，为什么要写他？现在有一股翻案风。苏联没有给尼采翻案，我们翻了，苏联会怎么看？”老薛向方鸣发牢骚：“到今天居然还有人说这种话！”其后，总编辑责成社里一个资深编辑审稿并拿出意见。那位老先生写了审读意见，大意是说要帮助作者用马列主义认识尼采，这当然明确否决了书的出版。不过，他也写了一句勉励的话：“作者很有才情，如能得到健康发展，将是一位很有前途的作家。”方鸣气愤地说：“很有前途的作家？现在不是，还要等将来？”

    方鸣当然不甘心，他积极活动，把汝信的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又先后跑了北京五家出版社，推荐我的书稿。答复是一致的：书不错，但不敢出。整整一年后，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邵敏来北京组稿，自告奋勇把稿子带回上海碰运气。奇迹发生了：半个月三审通过，五个月出版发行。在编辑过程中，邵敏不断向我诉苦，说他看了许多遍原稿和校样，每次仍兴奋得通宵失眠。我们原先就认识，通过这本书的出版成了朋友，后来我的、都是交给他出版的。

    1986年9月，我到上海参加书的发行活动。这是我独立写作的第一本书，写的又是我自己真正思考过的东西，因而可以算做我的处女作，心情自然是很激动的。对于出版社安排的签名售书、报告会之类，我不太起劲，知道那些不过是排场罢了。最喜欢做的事是站在柜台附近，没有人知道我是作者，偷偷观察读者的反应。有一个看上去挺傲气的戴眼镜大龄青年，营业员向他推荐这本书，他瞄了一眼封面，鄙夷地说：“中国人写的尼采有什么看头！”营业员说：“这本不一样。”他拿起来翻了一下，说：“这还差不多。”便付了钱。我一直在旁边装着翻别的书，终于松了一口气。当时最大愿望是变成一个隐身人，跟着每个买了我的书的读者回家，看他们阅读时脸上的表情。

    虽然汝信曾预言这本书会有很大影响，但是，反响之热烈仍出乎我的意料。一年内畅销十万册，读者来信如雪片般飞来，其后成为不断重印的长销书。出版后若干年里，一再被列在最受大学生欢迎的书籍之榜首。香港1992年出版了一本书题为《八十年代：改变中国的33本书》，把它列为其中之一本。它为我赢得了许多艺术家朋友，崔健告诉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