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持续的剧痛，妞妞大哭，嗓子哭哑了，哭不出声了。爸爸抱她下楼，在院子里走。她伏在爸爸肩上，紧闭双目，皱着眉头。爸爸疼，妞妞哭。要爸爸不疼，妞妞不哭。可是，就是疼呵。她轻声说：“回家家听音乐。”也许听听音乐就好了。爸爸快步朝宿舍楼走去。刚上台阶，又是一阵剧痛。

    “不回家家，回家家，不回……”她哭喊起来。

    爸爸硬着头皮冲上楼，然后不停地进屋出屋，快速走动，想藉此转移她的注意力。

    毫无用处。妞妞大哭不止，夹杂着一声声喊叫：“干吗！宝贝！磕着了！干吗！”

    妈妈给她灌下一勺溶开的止痛安眠药，她呛了。不，不是呛，咽喉的病变已使她失去了吞咽的能力。她恶心，哮喘，撕心裂肺地嘶叫着。妈妈哭了，爸爸也哭了，母女三人哭成一片。

    屋里响着那盘探戈曲。妞妞大哭着喊：“真好听！”又大哭着模仿乐曲中类似猫叫的声音：“咪呜，咪呜……”那模样可爱极，可怜极。她听见爸爸也在哭喊：“妞妞啊，爸爸心疼死了！”

    由于安眠药的作用，她终于睡着了一会儿，醒来告诉爸爸妈妈：“妞妞磕着了。”然后让妈妈弹琴，用喑哑的嗓音点节目，偶而还唱一句。突然咳嗽了，不停地咳，每咳必至于恶心和哮喘，发出嘶鸣声，气管和喉咙里呼噜不止。可是，她不哭，也许是没有力气哭，也许她觉得不值得再为这点小难受哭。在剧咳的间歇，她自个儿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咳嗽了。”

    磕着了，咳嗽了，如此而已。她尽量忍。从出生三个月开始，她就学习忍受身体的病痛。她相信象以前一样，忍一忍就会好的。她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死这回事。

    可是，我们知道。我们不但知道妞妞已经死到临头，而且，事至今日，还希望她适时而死，不要在死前遭受太多的痛苦。

    对于身患绝症而又不堪忍受长时间临终折磨的人来说，安乐死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我甚至要说，它是一颗定心丸。不管最后是否实施（这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有了这个后备方案，病人及其亲属便会感到一种放心。事实上，自从妞妞癌症扩散以来，这个方案便已不言而喻地存在着，我们在沉默中对此心照不宣。

    然而，作为后备方案容易，真正付诸实施却何其困难。由于缺乏有关的立法，医生们都视此为畏途。尽管他们一致断定妞妞的生命不可挽救，任何治疗手段均已无济于事，但是，一谈及安乐死，无人愿担当干系。当然，这完全可以理解。这也无大碍，我们可以自己承担。自己承担就不牵涉所谓复杂的法律问题了吗？报纸上曾披露这样的事例：一个肝癌晚期病人实在忍受不了病痛的折磨，恳求他的妻子为他施行安乐死，妻子照办了，结果这个为丧夫悲痛欲绝的可怜女人竟被判了刑。据说法律以此维护了生命的权利。可是，当生命的延续已经成为纯粹的痛苦之时，结束这种痛苦岂非也是生命的权利？我在这个案例中看到的，与其说是法律对生命的权利的维护，不如说是法律对生命的权利的嘲弄和剥夺。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最直接的事实：妞妞正在遭受无法忍受的痛苦，而且由于不存在一丝复元的希望，遭受此痛苦已经毫无意义。面对这个事实，做父母的因为怕承担责任而袖手旁观，不是太自私了吗？

    至少对于我们来说，真正的困难并非来自法律，而是来自情感。癌症正在肆意破坏她的各个感官，但尚未彻底毁掉她对这个世界的感觉。看到她痛苦不堪，我希望她早走。可是，只要她不死，痛苦总会有暂时缓和的时候，尽管历时越来越短。在那样的时候，她又有了听、说、交流、活动的愿望，即又有了生的愿望和乐趣，于是我又希望她活下去，哪怕多活一天也好。诚然，早走晚走对她来说区别不大了，尤其是对那个不久以后不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