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所知，除了迷信一神论者，即犹太教徒外，没有人认为自杀是犯罪。尤其使人惊异的是：无论是在《旧约》里，还是在《新约》中，都找不到任何有关自杀的禁条来，或者是不赞成自杀的言论。于是，宗教教师不得已而判自杀为有罪的理由，建立在杜撰的哲学基础之上。然而，这些基础又是如此的荒诞不经，为用以掩盖其议论的弱点，就使用强硬措词，表示深恶痛绝的感慨。换句话说，对于自杀这样的事情，无须鸣鼓而攻之。所谓自杀，乃最怯懦的行为，唯有疯子才会犯这样的错误，或者对此加以同样无谓的言论，或使用无聊之词直指自杀为罪过。其实，人生在世，具有把握自己生命与肉体的权力，这是无可非议的事情。

    如上所述，自杀已被认为是犯罪。尤其是在粗俗偏执的英格兰尤其如此。对于自杀而亡的人，使用了极不光彩的下葬仪式，而后还没收他的私人财产。正是有这种原由，所以当遇到自杀案件发生时，陪审官们几乎常常附以神经病犯罪的判决书。现在，请读者以自己道德上的情感来决定，自杀是否是犯罪的行为。试想，若有消息传来，说一个我们平素曾相识的人，犯杀人或盗窃罪，或有迫害或欺诈行为的罪过，那么我们定会对此人产生一种印象；与此相比较，当听说他自杀了，那你又会作何感想呢？对于前一个案件，你必有憎恶之情油然产生，且有极端的愤恨兴起，或高声大呼，认为必须对此作出处罚，应使之受到报应；在后一案件中，想你必会产生悲悯与同情之心，且会有较复杂的想法，对他的胆略表示赞同，但又不会在道德上对于他的罪恶行为表示出恶感。谁无相识？谁无朋友？谁无亲属？当他们以自由意志弃此尘寰之时，我们会对这样的行为心怀怨恨，如对待罪犯那样吗？不！这简直是无稽之谈。我认为，应该让各位牧师受质问并且必须加以说明，他们有什么权利上讲坛布道，或握笔以书，将我们所爱慕、所敬仰的人，对于他的行为坚持认为有罪。有什么权力拒绝自愿抛弃尘寰的人以礼葬呢，他们既无《圣经》上的证据可出示，而认为对自杀的判罪是正当的；亦无任何哲学上确凿的理论可持，因此，要知道，我们所要求的是争论，而绝不是允许他们用空言或妄语来进行搪塞。若刑法禁止自杀，那么这个理由，用在教堂就无效。并且此种禁条又是何等的滑稽。人自己既不畏死，又怕什么惩罚呢？若法律可罚试行自杀的人，则正好可以罚他缺乏技术而导致这种试行归于失败。

    古人对于此事的见解则大不相同，普林尼①说过：“生命并非是令人快意的，我们不必费任何代价去延长它。无论什么人，必有一死，虽然他的生活充满着憎恨与罪恶。心境烦恼的人，有一个主要的救济，即大自然所授予人的最崇高的幸事适宜而死，此法的最佳之处，就是每个人都能利用它。”他又指出：“对于上帝来说，也并非能使一切事物都成为可能，因为他即使情愿去死，他也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在充满辛酸的人世间，死亡便是上帝给予人的最令人心满意足的恩赐。”在玛西里亚和科斯岛，那些为弃世而提出了正当理由的人，当地行政官便赐给他一杯毒汁，并且是当众进行的。在远古时代，有多少英雄豪杰和聪慧俊士都死于自愿。确实，亚里士多德曾宣称自杀是对国家的冒犯，尽管这不是对个人的冒犯，而亚里士多德派的斯托贝斯在他自己的诠释中是这样说的：“最不幸的善人和最幸运的恶人都应该了此一生。”“所以，他要择偶婚配、生儿育女、参与国家事务。而且一般说来，他还要行善并且维持其生命。可是，一旦必要，即当贫困向他袭来时，也就只能到墓穴里寻找自己的庇护所。”我们发现，斯多噶派学者事实上把自杀称赞为崇高和英雄般的行为壮举，这在他们的著作中俯拾皆是。首先是在塞尼加的著作中，对自杀极尽赞扬之辞。大家都知道，印度教徒们把自杀看作是一种宗教行为，尤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