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可以说纪德是‘第三种人’”。

    然而正如我说纪德不像中国的“第三种人”一样，戴望舒先生也觉得中国的左翼作家和法国的大有贤愚之别了。他在参加大会，为德国的左翼艺术家同伸义愤之后，就又想起了中国左翼作家的愚蠢横暴的行为。于是他临末禁不住感慨——

    “我不知道我国对于德国法西斯谛的暴行有没有什么表示。正如我们的军阀一样，我们的文艺者也是勇于内战的。在法国的革命作家们和纪德携手的时候，我们的左翼作家想必还在把所谓‘第三种人’当作唯一的敌手吧！”

    这里无须解答，因为事实具在：我们这里也曾经有一点表示（８），但因为和在法国两样，所以情形也不同；刊物上也久不见什么“把所谓‘第三种人’当作唯一的敌手”的文章，不再内战，没有军阀气味了。戴先生的豫料，是落了空的。

    然而中国的左翼作家，这就和戴先生意中的法国左翼作家一样贤明了么？我以为并不这样，而且也不应该这样的。如果声音还没有全被削除的时候，对于“第三种人”的讨论，还极有从新提起和展开的必要。戴先生看出了法国革命作家们的隐衷，觉得在这危急时，和“第三种人”携手，也许是“精明的策略”。但我以为单靠“策略”，是没有用的，有真切的见解，才有精明的行为，只要看纪德的讲演，就知道他并不超然于政治之外，决不能贸贸然称之为“第三种人”，加以欢迎，是不必别具隐衷的。不过在中国的所谓“第三种人”，却还复杂得很。

    所谓“第三种人”，原意只是说：站在甲乙对立或相斗之外的人。但在实际上，是不能有的。人体有胖和瘦，在理论上，是该能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种人的，然而事实上却并没有，一加比较，非近于胖，就近于瘦。文艺上的“第三种人”也一样，即使好像不偏不倚罢，其实是总有些偏向的，平时有意的或无意的遮掩起来，而一遇切要的事故，它便会分明的显现。如纪德，他就显出左向来了；别的人，也能从几句话里，分明的显出。所以在这混杂的一群中，有的能和革命前进，共鸣；有的也能乘机将革命中伤，软化，曲解。左翼理论家是有着加以分析的任务的。

    如果这就等于“军阀”的内战，那么，左翼理论家就必须更加继续这内战，而将营垒分清，拔去了从背后射来的毒箭！

    六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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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文学》第一卷第一号。

    （２）戴望舒（１９０５—１９５０）浙江杭县（今余抗）人，诗人。著有诗集《望舒草》、《灾难的岁月》等。他写的《法国通讯——关于文艺界的反法西斯蒂运动》，载《现代》第三卷第二期（一九三三年六月）。

    （３）纪德（ＡAＧｉｄｅ，１８６９—１９５１）法国小说家。著有*《地粮》、《田园交响曲》等。一九三二年初发表《日记抄》，声称“对于现在及将来要发生的许多事件，尤其是苏联的状态，抱着太深切的关心”，并表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一九三六年发表《从苏联归来》一书，攻击苏联。

    （４）左拉（Ｅ·Ｚｏｌａ，１８４０—１９０２）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萌芽》、、《娜娜》等。一八九四年，法国的犹太籍军官德莱孚斯受到军事当局诬告，以泄漏军事机密罪被判处终身苦役。此事曾引起各界进步人士的不满。一八九七年，左拉对此案的材料作了研究后，确信德莱孚斯的无辜，就给总统佛尔写了一封《我控诉》的公开信，控诉法国政府、法庭和总参谋部违反法律和人权；由此他被判一年徒刑和罚金，因而逃往英国伦敦。

    （５）法朗士在左拉改葬时的讲演在德莱孚斯事件中，法朗士曾和左拉一样为德莱孚斯进肯辩护。一九○二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