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年的尽头的深夜中，整理了这一年所写的杂感，竟比收在里的整四年中所写的还要多。意见大部分还是那样，而态度却没有那么质直了，措辞也时常弯弯曲曲，议论又往往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很足以贻笑于大方之家（1）。然而那又有什么法子呢。我今年偏遇到这些小事情，而偏有执滞于小事情的脾气。

    我知道伟大的人物（2）能洞见三世，观照一切，历大苦恼，尝大欢喜，发大慈悲。但我又知道这必须深入山林，坐古树下，静观默想，得天眼通，离人间愈远遥，而知人间也愈深，愈广；于是凡有言说，也愈高，愈大；于是而为天人师。我幼时虽曾梦想飞空，但至今还在地上，救小创伤尚且来不及，那有余暇使心开意豁，立论都公允妥洽，平正通达，像“正人君子”（3）一般；正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爬来爬去，万不敢比附洋楼中的通人（4），但也自有悲苦愤激，决非洋楼中的通人所能领会。

    这病痛的根柢就在我活在人间，又是一个常人，能够交着“华盖运”。

    我平生没有学过算命，不过听老年人说，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这“华盖”在他们口头上大概已经讹作“镬盖”了，现在加以订正。所以，这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我今年开手作杂感时，就碰了两个大钉子：一是为了《咬文嚼字》，一是为了《青年必读书》。

    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骂信，收了一大捆，至今还塞在书架下。此后又突然遇见了一些所谓学者，文士，正人，君子等等，据说都是讲公话，谈公理，而且深不以“党同伐异”（5）为然的。可惜我和他们太不同了，所以也就被他们伐了几下，——但这自然是为“公理”（6）之故，和我的“党同伐异”不同。这样，一直到现下还没有完结，只好“以待来年”（7）。

    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8）吃黄油面包之有趣。

    然而只恨我的眼界小，单是中国，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的了，我竟往往没有论及，似乎无所感触。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9），作为发言之地，可惜来说话的竟很少。在别的刊物上，倒大抵是对于反抗者的打击，这实在是使我怕敢想下去的。

    现在是一年的尽头的深夜，深得这夜将尽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凡有自己也觉得在风沙中转辗而生活着的，会知道这意思。

    我编时，除遗漏的之外，又删去了好几篇。这一回却小有不同了，一时的杂感一类的东西，几乎都在这里面。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记于绿林书屋（10）东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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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大方之家见识广博的人。《庄子·秋水》：“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2）伟大的人物这里指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约前565—前486）。佛经说他有感于人生的生、老、病、死等苦恼，在二十九岁时出家，苦行六年，仍未得解脱的途径。后来坐在菩提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