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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我的常常写些短评,确是从投稿于《申报》的《自由谈》(1)上开头的;集一九三三年之所作,就有了和两本。后来编辑者黎烈文先生真被挤轧得苦,到第二年,终于被挤出了,我本也可以就此搁笔,但为了赌气,却还是改些作法,换些笔名,托人抄写了去投稿,新任者(2)不能细辨,依然常常登了出来。一面又扩大了范围,给《中华日报》的副刊《动向》(3),小品文半月刊《太白》(4)之类,也间或写几篇同样的文字。聚起一九三四年所写的这些东西来,就是这一本。

    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5),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那立意非常巧妙:一,因为这类短评,在报上登出来的时候往往围绕一圈花边以示重要,使我的战友看得头疼;二,因为“花边”(6)也是银元的别名,以见我的这些文章是为了稿费,其实并无足取。至于我们的意见不同之处,是我以为我们无须希望外国人待我们比鸡鸭优,他却以为应该待我们比鸡鸭优,我在替西洋人辩护,所以是“买办”。那文章就附在《倒提》之下,这里不必多说。此外,倒也并无什么可记之事。只为了一篇《玩笑只当它玩笑》,又曾引出过一封文公直(7)先生的来信,笔伐的更严重了,说我是“汉奸”,现在和我的复信都附在本文的下面。其余的一些鬼鬼祟祟,躲躲闪闪的攻击,离上举的两位还差得很远,这里都不转载了。

    “花边文学”可也真不行。一九三四年不同一九三五年,今年是为了《闲话皇帝》事件(8),官家的书报检查处(9)忽然不知所往,还革掉七位检查官,日报上被删之处,也好像可以留着空白(术语谓之“开天窗”)了。但那时可真厉害,这么说不可以,那么说又不成功,而且删掉的地方,还不许留下空隙,要接起来,使作者自己来负吞吞吐吐,不知所云的责任。在这种明诛暗杀之下,能够苟延残喘,和读者相见的,那么,非奴隶文章是什么呢?

    我曾经和几个朋友闲谈。一个朋友说:现在的文章,是不会有骨气的了,譬如向一种日报上的副刊去投稿罢,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剩下来还有什么呢?我说: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的,否则,连“剩下来”的也不剩。所以,那时发表出来的文字,有被抽四次的可能,——现在有些人不在拚命表彰文天祥方孝孺(10)么,幸而他们是宋明人,如果活在现在,他们的言行是谁也无从知道的。

    因此除了官准的有骨气的文章之外,读者也只能看看没有骨气的文章。我生于清朝,原是奴隶出身,不同二十五岁以内的青年,一生下来就是中华民国的主子,然而他们不经世故,偶尔“忘其所以”也就大碰其钉子。我的投稿,目的是在发表的,当然不给它见得有骨气,所以被“花边”所装饰者,大约也确比青年作家的作品多,而且奇怪,被删掉的地方倒很少。一年之中,只有三篇,现在补全,仍用黑点为记。我看《论秦理斋夫人事》的末尾,是申报馆的总编辑删的,别的两篇,却是检查官删的:这里都显着他们不同的心思。

    今年一年中,我所投稿的《自由谈》和《动向》,都停刊了;《太白》也不出了。我曾经想过:凡是我寄文稿的,只寄开初的一两期还不妨,假使接连不断,它就总归活不久。于是从今年起,我就不大做这样的短文,因为对于同人,是回避他背后的闷棍,对于自己,是不愿做开路的呆子,对于刊物,是希望它尽可能的长生。所以有人要我投稿,我特别敷延推宕,非“摆架子”也,是带些好意——然而有时也是恶意——的“世故”:这是要请索稿者原谅的。

    一直到了今年下半年,这才看见了新闻记者的“保护正当舆论”的请愿和智识阶级的言论自由的要求(11)。要过年了,我不知道结果怎么样。然而,即使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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