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2月，国民党北伐军占抵武汉，城内一时间随时可见穿新式绿军装和戴大檐帽的将士。国民党左派政府和少数共产党人一起，企图控制迅速发展而又难以驾驭的中国革命局势。蒋介石则远在东边的南昌，自成一统。到1927年春，武汉成了中国革命运动的重地，但其内部却正在分崩离析。

    共产党和国民党———像若即若离的一对———都把他们的总部迁到武汉。

    国民党组织为毛泽东找到了一座雅致的别墅。［43］这所别墅原属一位商人。灰色的砖墙隔开了大街的喧嚣，装饰着黑色竖板的房间围成一个院子。

    杨开慧从长沙搬来与毛泽东住在一起，她的母亲也带着毛泽东的两个孩子来了，一住就是几个月。另外一间卧室则给来自广东的农民运动组织者彭湃居住。毛泽东甚至还有一间书房，他在书房里最终完成了关于湖南农民问题的文章。

    毛泽东部分时间用来教课。在附近一家有红柱和拱廊的大宅第里，成立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武汉分部，它仍然是国共两党联合创建的。1927年上半年，毛泽东在这里给来自湖北、湖南、江西和其他省份的学员讲课。

    毛泽东感觉到武汉的政治气候在转阴。陈独秀教授并不喜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向导》上只发表了其中的一部分，整篇报告———还有陈独秀的否定性评价———发表在湖南的一家刊物《战士》上。

    在武汉，毛泽东遇到了他在安源时的老同事李立三和刘少奇，他们正在这个中国的第二大工业城市开展劳工运动，并认为毛泽东过于关注农民问题。

    在共产党内，毛泽东一直被认为是右翼分子而受到批评，现在他有些激进了，并且实际上很激进。他与国民党为伍的日子即将过去。

    紧张的生活并没有使毛泽东文思枯竭。他漫步在对峙于大江两岸的龟山和蛇山。在蛇山，一座灰白色建筑使他迷恋，这座古塔便是建于公元3世纪的黄鹤楼。毛泽东身临其境，陷入了沉思。

    也许是在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当然没有完全离开政治———再次寻找到了精神寄托，毛泽东填写了一首古体词：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他的思绪飞向了大自然，也飞向过去：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44］

    。

    他是否已把湖南的乡村置于脑后？实情并非如此。他的思绪正遨游在另一个世界，临江赋诗不过是一时的遣兴。

    毛泽东面临的问题———中国南部农民运动的高涨及他如何着手———也是整个时代面临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在一系列会议上争论不休，毛泽东每次都是引人注意的与会者，因为他那已经流传开来的《报告》，涉及当时最棘手的问题。

    然而，武汉政权的大多数领导者对湖南的革命热潮还没有清醒的认识。

    当毛泽东最终讲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国民党的领导者惊动了。毛泽东要求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方法很简单，农民抗租不交），在国民党的执行委员会和新成立的土地委员会上他都为此出力。

    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讲这番话时，可以明显看到反对意见来自何方。湖南的军官都是农民的剥削者，毛泽东一语中的，但这些军官大都与国民党亲密无间。

    在广东，国民党采取激进措施可能代价较小，但在北伐的过程中这样做几乎等于自取灭亡，因为在广东为国民党效力的一大批北方官员都拥有土地。毛泽东清楚他正处在与国民党决裂的边缘。

    他嘲笑一位指责农民已经被“简直是赤化了”的军事指挥官，他说：“这一点子赤化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