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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北京
勤工俭学运动。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影响下,毛泽东试图组织劳工联合会。在共产国际的建议下———这些建议从北京和上海通过信件传给他———他开始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同时他还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一共产党外围组织。*

    * 刘少奇当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早期成员,后来去苏联的莫斯科远东劳动大学勤工俭学。这位勤奋的少年来自宁乡县的一个地主家庭,他比毛泽东晚五年毕业于第一师范。毛泽东第一次去北京时他们曾见过面,并谈论过勤工俭学问题。

    1921年5月,何叔衡被省教育厅辞退,《通俗报》的激进分子也一齐被解雇。毛泽东聘用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为修业小学的教师。在反抗斗争中,如果说学生是中坚力量,那么小学教师则像一根红线把他们与那影响不断扩大的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行营连在一起。

    第一师范本身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校内学生中招募新的追随者;靠学校的薪水维持少数学生领导人的生计;利用校友会宽敞的活动场所召集会议,并以文化书社的名义向每个与会者赠送10元钱作为礼物,还让年轻人方便地出入图书馆,犹如出入公共汽车站一样。第一师范对于毛泽东这个崭露头角的共产主义者来说像一个大家庭。

    毛泽东的家人也被吸收进来。毛泽东的父亲于1920年死于伤寒,终年52岁———此事毛泽东很少提起,除了说几乎没有人参加父亲的葬礼外[29] ———毛泽东悄无声息地接过了父亲手中的一切。他安排二弟毛泽民进入第一师范,让三弟泽覃在一个很好的中学读书,还把他继妹泽建送到附近衡阳市一所师范学校。

    这三人不久便参加了共产党组织,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毛泽东像父亲一样时时把他们打发得团团转。

    毛泽东已不再是孤身奋斗了。他和上海、北京和法国的同志保持通信联系。他在长沙这个不大不小的池塘中成了一条大鱼,在湖南各地他都有可靠的联系。他有自己的小家庭,妻子不久有了身孕。

    毛泽东在1920年写的一系列文章主要都是赞成湖南自治问题的。[30]这是毛泽东最终要支持地方主义吗?是的。从其生气勃勃的文章中,可以照见毛泽东是怎样一个人。

    1920年,毛泽东在报纸上发表的对于“湖南改造”的主张。

    还在上海洗衣店干活的时候,他就与一位主办《天问》周刊的湖南活动分子和湖南改造促进会取得了联系。现在,谭延闿成了省长,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人希望他能保证湖南的自治,“不引狼(北京政府)入室”。

    毛泽东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是他以前的自由思想的延伸,还谈不上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文章《毛泽东选集》没有收入)。他也没有为将来独立的湖南确立社会目标,仅仅是让湖南脱离压在背上的重负。

    毛泽东对湖南自治问题的议论是对自己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的运用。他把“湖南以外的”地方都称为“外国”。他呼吁成立“二十七个小中国”,因为“大中国思想”是一种罪恶,阻碍了平民生活的“自然发展”。

    诚然,毛泽东之所以赞成27个省都关起门来自治,是因为他认为只有各省的小建设成功,一个更为强大和繁荣的中国才会存在,“这正像美、德两国由分而合的道路”。

    然而,对于一个已经是激进的信奉国家民族至上的人来说,转而支持分省自治无疑是令人震惊的———他的一些左翼朋友也认为这是他的一个错误。

    他沉痛地写道:“四千年历史中,湖南人未尝伸过腰,吐过气。湖南的历史,只是黑暗的历史,湖南的文明,只是灰色的文明!这是四千年来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的结果。”

    北京,同其软弱无能的“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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