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妇女说：“搞共产，好是好，但要好多人掉脑壳。”毛泽东激动地回答：“脑壳落地，砍脑壳，当然，当然，但是你要晓得共产主义多么好!那时国家不再干涉我们了，你们妇女自由了，婚姻问题也不再拖连你们了。”［19］

    对毛泽东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思想，它解释历史是怎样从一个阶段演进到下一个阶段。

    毛泽东对于革命行将带来的社会前景考虑不多，他也没有注意到最为艰难的关键问题是要夺取政权。不过，在1920年他已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认为中国的命运要与俄国式的革命连在一起。

    只有这样才能拯救国家，克服落后，人民的能量才能得以释放，五四英雄们的理想才能在社会中实现。

    马克思主义绝不像一道命令或一种疾病那样，只是从一种历史环境传播到另一种历史环境，而是在新的环境中再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也正是这样。自1919年他成为《新青年》的读者时，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已在心中播种。圣彼得堡传来的消息使马克思主义 成为中国革命的希望所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论的吸收仅是毛泽东的思想演进的第三个阶段。

    “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 毛泽东谈起他在北京度过的第二个冬天，“使我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20］。这三本书除《共产党宣言》外，还有一本考茨基的著作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后两本书给予毛泽东的不是很纯的马克思主义。［21］

    不过，毛泽东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信仰”。从1920年夏天开始，他认为自己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并且以后从未动摇过。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和空想主义都从他的政治思想核心中挤出去了。

    毛泽东并没有在一夜之间吞食马克思、脱胎换骨变成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从他继续从事湖南自治运动的行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在4月份离开北京，原因之一是他在这里并不能为湖南自治做些什么。

    杨开慧自父亲死后便随母亲一起回到长沙。毛泽东暗中思量，一俟湖南政局稍安便抽时间与她相聚。

    在那个时候，他还希望与陈独秀教授详论自己新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毛泽东变卖了自己过冬的大衣买了火车票起程去上海，脑子里装着一大堆未清理的想法。

    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1901年生，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毛泽东在长沙、上海、韶山、广州、武汉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留在家乡板仓坚持党的地下工作。1930年被湖南军阀何键逮捕，同年11月14日英勇就义，时年29岁。关山远隔的毛泽东闻讯痛苦莫名，悲愤地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毛泽东处境艰难，他为大班和富有的买办洗烫衣服并要来回取送。他在一家洗衣店当伙计，每月的薪水是12块至15块钱。其中约要八块钱用作车费，因为他要往来于洗衣店、私宅及旅店之间。如果说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对上海很少露出笑脸的话，我们不难理解个中缘由。

    毛泽东期望陈独秀在湖南问题上予以指导，但这位革命的教授手头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由新近成立的共产国际派遣的俄国顾问已经到达中国，与李大钊和陈独秀商讨关于在中国成立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具体事宜。

    那年春天，陈独秀是迄今所知对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最大的人。“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2］毛泽东后来谈起这位以前是北京的反传统斗士时说。毫无疑问，洗衣店的艰辛使毛泽东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帮助他更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所说的“无产者”这个词的意义何在。

    毛泽东去码头向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