蟾，金桂，或弱而不美的，如赵姨娘—— 他们都是被男人或因男人而奸坏的罢。在曹雪芹的笔下，上至皇妃，下至丫环，无一有好下场。

    贾宝玉似乎常常忘却自己是男人，至少不将自己视作一般的男人。虽然他无聊时弄弄胭脂，其实无意成为女儿。他只是她们永恒的鉴赏者。

    在这些弱不禁风命运无常的女儿面前，贾宝玉终于不失为男子。这不是因为他的阳刚之美，而是由于他是大观园中唯一的男子。这使我想到，西门庆也是唯一的。

    作者既然要传达心中强烈的感受，就必须对环境进行抽象，排除不相干的因素。 “唯一”使得悲剧变成不可逃遁的定数。

    西门庆对一大群女子的统治，是建立在“那话儿”的权威之上。封建的伦理关系，名义上的所有权，均不过是欺人之谈。西门庆无意成为“武大郎第二”，所以，他十分迷信肉体的功用，企图以此平定纷争。这办法尽管粗俗，倒也明明白白，有自然主义的根据。其中的破绽是一夫当关，精力不济，钢琴弹不下来，徒生怨恨。于是有了“胡僧药”来助战，造化出神力。西门庆的宝贝“淫器包儿”实在是非常重要的，比贾宝玉的宝玉更为实际，它成为男权的象征。它所代表的性文化，虽然完全是以男子为中心，对女性来说，仍不失去其强大的诱惑和威慑。

    贾宝玉不光没有“淫器包儿”和“胡僧药”，连身上固有的那一件也成了待业青年。他意之所淫，同西门庆行之所淫一样，都是无边的，其对象不可穷尽。这白日梦，是男性成人化的心态。然而，在与具体对象的关系上，他又是儿童化的，表现为接近、依恋、被关注、不涉及肉体较高程度的亲密，不咄咄逼人。他甚至将对女性的保护职能（可视为男子占有欲的一种表现形态）也丢失了。相反，他常常是女性们垂怜的对象，无论丢了通灵宝玉还是被爹打了屁股。

    在对个别女性的态度上，贾与西门二者是一样的，都多情或多欲，都十分认真。他们全心全意地投入，收获是异曲同工的失败。

    的读者之所以没有反叛，是因为贾宝玉的纯情，因为淫而不秽，因为全书低沉的调子，因为书中明明白白但又若即若离的爱情线索。贾宝玉不断地赞美女性（其道理和高雅的美女画略有相通之处，为男女双方所接受），不断在外部压力下逃向女性，这无意中转移了读者的视线。他们也母性化了，也在情感上遮蔽贾宝玉了。

    至此，我们能够领会曹雪芹不将贾宝玉写实的用心了。贾宝玉时而爷们时而儿童，在两者之间，从来不走到极端以至无法后转。他由警幻仙姑点化，耽于灵而非耽于肉。他用现实中男子的污秽来反衬理想中女子的纯洁。他周围的适龄男子们的绝情与可憎，以及地位教养的不相称，令他脱颖而出。他既证明了自己的正常体格，又在大观园中遵守游戏规则。那前世今世的神话，那宝玉宝钗的传说……正是由于这一切，一种几乎不可能建立的平衡居然站立起来了。贾宝玉没有变作惹人厌烦的西门庆（顺便提一句，一书中，西门庆也常常显出傻态，上点小当，这多少中和了读者的恶感）。贾宝玉在他的伊甸园中到处行走，虽然如履薄冰。

    曹雪芹的梦终于圆起来了。圆得费尽心思，充满危机。

    书中，不光林黛玉心怀不满，连薛宝钗也时有妒意。袭人去打小报告，想要宝玉搬出园子，以便垄断他的爱。晴雯未到袭人的份上，便看不得袭人（而不是薛林）。贾宝玉每移情一处，必受到众人的奚落与阻隔。弄得他只好在人死后，写写“岂道红绡帐里，公子情深；始信黄土陇中，女儿命薄”的歪诗。红绡帐里，其实并无现代人设想的事，按晴雯的说法，是“担了虚名”。被逼急时，贾宝玉也耍过赖，说些孩子气的话：“只许和你玩，替你解闷儿；不过偶然到他那里，就说这些闲话。” 偶然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