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阿村这鸟人的催稿电话响起来的时候，我正玉树临风地站在渡轮上，江风像泥鳅般游过我额间的沟壑，实在倜傥得不行。事实上，已经有两个村姑开始冲我眨眼了，她们有可能在酝酿电波，也可能是患了砂眼——这种病的病因是液体分泌不够，干涩，因此有痛感。我的目光愈来愈忧郁，她们的眼睛眨得愈来愈快，但就在这时我的裤裆边忽然铃声大作。一段因缘还在前戏中就被天杀的阿村扼死了。

    那天我去的是长洲岛，如果你恰好也去了，就会看到有个家伙在烈日炎炎下攀扶着高射炮搔首弄姿。当然我不是去打炮的，你不要把我想象得那么俗。我去长洲是因为长洲有黄埔军校。

    岛上有兵器。不是冷兵器，是驱逐舰、扫雷艇、潜艇、轰炸机、战斗机、坦克和火炮。伸头闻闻炮管，有硫磺的味道，可见不是像明思克航母那样拿模型来蒙人。有一艘驱逐舰曾于60年代在东山群岛跟国民党舰队干过一仗，将敌军的一个少将打到海底喂鱼去了。一役过后，据说附近海域的鲨鱼都日夜兼程往东山赶，那盛况，着实叫人神往。

    我懒洋洋躺在轰炸机的机翼上，看着操场上军训的小学员们，忽然想起孙中山当年把校址选在这里真是明智。八十年前的广州虽然还没有这么繁华，我居住的杨箕估计也就一农田，但是，无烟工业是肯定有的，兵哥哥们走在街上，只怕要被娇嫩得一掐出水的西关小姐邀请去抽一袋烟土。思想工作是很艰巨的，教官们养上百条狼狗恐怕都不够。于是国父一拍脑袋，设址长洲。我估摸了一下，从校门游到对岸，考虑到水流的速度，少说得游上三公里。一般来说，你纵然能游到对岸，估计也办不成什么事了，你又不是比昂迪或者索普。

    国父的经验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前些年在海埂，很多球员一到晚上就爬墙去市区普降甘霖，所以不妨把他们空投到南沙的一个孤岛上，洗涤一下肉体和心灵，为了防止他们生活枯燥，也可以每人发一把小木剑，闲得慌就去海边像杨过一样剁剁海水，没准创造出一套辟邪剑法来。

    黄埔军校那群猛男没练辟邪剑法，他们北伐去了，将星如云，把敌人打得哼哼哈哈。北伐是一个让人怦然心动的词汇，前些天，我们的报纸也开始北伐了，几个兄弟在离别宴上喝酒，咕噜咕噜的，从前我们的报纸有个口号叫“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江湖是什么？江湖是拿来快意的。

    弟兄们在三万英尺的云端时，我在黄埔。波光粼粼的江水穿过码头，笔直地远去。我想起林彪或许也曾在这个码头上发过呆，这个黄埔四期的学生击溃了众多的黄埔一期，乃至教师爷陈诚。不过鲜为人知的是，林彪曾因在深夜打手枪被关过禁闭，当时他训练完后未上交枪和子弹，放在枕头下，迷迷糊糊一摸就开了枪。黄埔的禁闭室里，曾蹲着一个元帅。

    傍晚，我在暮色中爬上了琶洲塔，看见落日的余晖将长洲岛涂抹得像一尊金黄的卧佛，忽然想起林彪的枯骨在温都尔汗埋了三十多年了。那些勋章，那些逝水，存在过，然后远去。今天的阳光，已无法照见昨天的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