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中，如此相见，真如隔世。当一切都是“一言难尽”时，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如今一九四三春风远”时，记忆与遗忘似双股柔丝，层层绕着这一屋子白发的小友。这些当年菁英中的菁英，因为政治的断裂。

    婚姻的牵绊，失去了许多正常生活的岁月，成为失落的一代，吞没在“春风远”这么简单直率的叹息乏中，无需记忆，也无法遗忘。

    那一天中午，我们从邢文卫家走到巷外大街的饭馆吃饭，街名我忘了问，只记得沿街种的是杨柳或马樱花。四月正是柳絮飘飞的季节，扑头盖脸地落下，我和余瑜之在后面牵手而行，我看着前面七、八位同学的白发上和肩头洒着零零落落的柳絮，不禁忆起当年在孟志荪老师词选课上，背过苏东坡咏杨花的《水龙吟》，她说记得开头是“似花还似非花……”我们接力背诵下去，“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一池萍碎。春色三份，二份尘土，一份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站在这陌生的北京街头，白茫茫的柳絮中，人生飘零聚散之际，这铺天盖地的惆怅，是诗词也无法言说的啊!

    两年后，我在台湾收到新的《四三通讯》，登着“邢文卫病逝”的消息。初看时，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把它拿近灯光再读，它是真的了，但是在悲伤之外，邢文衛变成了邢文卫，令我恼怒，似乎也助我抗拒它的真实性。到了我们这年纪。死亡原已临近，但是。我竟不知她已生病，对她无一句慰问!而她的死讯却是用这个我不认识的名字宣告。最后一次相聚人多，无法说明白各人遭遇，歌声笑语，好似都不怨尤生不逢辰的痛苦和遗憾，早已将苦杯钦尽了——那样六十年后的聚首，对于我只是印证今生果真有过的青春吧…

    渐渐的，班友的通讯也停了。一九四三的春风不但远了，也永久消逝了。

    四三班会之后，我去朝阳门看两度与我同学的杨静远。她在南开比我高两届，曾住同寝室。我到武大的时候她已上外文系三年级，是朱光潜老师的高徒。在乐山我曾去她家吃过年夜饭。她的父亲杨端六教授是经济系货币学专家，母亲袁昌英教授，自一九二九年由欧洲回国，即在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戏剧和莎士比亚（我曾受教两年），被称为“珞珈三杰”之一。另两位是凌叔华和苏雪林。

    在这样家庭长大的杨静远，书读得扎实，思想相当有深度，天性善良、浪漫，在正常的时代，应可成为她向往的真正作家，也必然是作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但是，在一九四五年大学毕业前"她已卷入困惑着每一个大学生的政治思潮。同学中倾向共产党的自称为“前进”，称倾向保守的为“反动派”。那时，正面抗日的中央军在苦战六年之后，正陷入湖南、广西、贵州保卫战最艰苦的阶段。四川太大，一般城乡的人过着平静的日子，但是逃难来的下江人，又陷入战火逼近的恐慌中。

    杨静远在二00三年出版《让庐日记》里记述她早期受吸引，觉得政府已经“彻

    底腐败”，必须改组，左派同学借给她《延安一月》和《西行漫记》，使一直用功读英美文学作品的她说，“我必须看它，我得抓住每一个认识共产党的机会。”父母苦口婆心随时劝她先读书，不要冲动卷入政党之中，“政治和恋爱很相像，相处久了，就不能脱身。”她从武大毕业后，父母全力助她去美国密西根大学英文系深造，但是她在“解放”的浪潮下，因爱情径自放弃学业，回来建设新中国。五十年后她将当年两地情书结集出版《写给恋人——1945-1948》 （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那一年我在北京看到她与恋人严国柱（武大工学院，与我大学四年同届），知她一生在爱情中是幸福的。但是她的父母所受的政治迫害，那般惨痛也许是难于释怀吧!二00二年她主编《飞回的孔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