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外祖父裴信丞是汉人，外祖母是蒙古人，住在距我家二十里外的小镇新台子。外祖父是位富绅，家里开了磨坊，田产很多。一九○四年，他陪一位县督学蒋先生到“范家屯小学”视察，对小西山村来的齐氏兄弟齐世长（世英的二堂哥）和齐世英印象深刻：两人立志升学，长大了要报效国家。那天，在修身（公民）课上，他们听见身量瘦小的齐世英问老师，为什么日本人和俄国人（日俄战争，一九0四～一九0五年）在我的家乡打仗？他小时上私塾时，看到南山头的炮战，俄国人跑了，日本人得胜，停战之前日军曾在我家庄院驻留一两个月，直到我祖父派人回来。几年后，裴家与蒋家托地方上体面人士来提亲；蒋督学的女儿和我二伯父同岁，裴家小姐毓贞与我父亲同龄，在容貌上可说都是俊男美女，家世亦门当户对，双方家长同意就订了婚。那时我父亲与二伯父已去沈阳念中学，没有表示意见的机会。暑假中，我父随家中长辈到新台子镇去，说想看看裴家庄院种的东北稀有的葡萄树，就看到我十四岁的母亲。她对那见过一面的未婚夫印象不错，觉得比嫁给乡下丈夫好太多了，大约有一些美梦，想的只有美好的一面，从此对外面世界也有相当憧憬。

    我父亲自幼年受二伯父的影响最大。二伯父比他大四岁，充满了新思想。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沈阳，他就剪了辫子，九岁的弟弟很羡慕，也自己剪了辫子。他跟着哥哥去总督府前参加请愿开国会，跪了好几个钟头。初中的时候，因为不满学校的课程，两兄弟私自到天津考上英国教会办的新学书院，之后又赴日求学。我父亲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官费，进东京一高，一年后分发到金泽第四高等学校。就在十九岁那年暑假，家中召他回去娶媳妇——祖母生病，家中需人持家。父亲不肯回去，祖父请一位堂叔专程去日本说服他回家，或者是把他捉回家。我父亲一直到老了还跟我们讲，那时若要他结婚，他有几个条件，第一，不要跪拜、不穿红衣、脸不盖红布，他要骑马，不坐轿。第二，他要把娶了的媳妇带到外国，跟他一起读书。如果答应，他就回来；如果不答应，他就不回来，家里都答应了。等他回家，除了让他骑马之外，其他全按老传统办。他一个月后就又去日本。

    我母亲十九岁嫁到齐家之后，十年间没有离开过那座庄院有形和无形的门。我父亲是独子，传统中所有媳妇该做的事她都得做；稍有空暇就得裁制衣服、纳鞋底、绣鞋面，最舒心的是绣枕头，自己画花样。她没有朋友，没有所谓社交，每年能回两次二十里路外的娘家已感天恩浩荡了。在我记忆中，在家乡的母亲，不是垂手站在桌边伺候祖父母吃饭，就是在牧草中哭着。十年间，我父亲曾在暑假回去过四、五次，最多住两、三个月。有一年，我母亲怀孕很想吃樱桃，那时樱桃只在每年七、八月收成一次，在乡下就有挑担子的小贩，从镇上到各乡村兜售。有一天小贩来到村子口，我那二十一岁的父亲就跑到村口去买，没袋子装，就用长袍的大襟兜着樱桃回来。那一兜樱桃，从村口走到庄院，九年中支撑她许多孤寂的岁月。

    这一年，他从日本回家过暑假，说毓贞这名字俗气，为她改名为纯一。

    后来，他从日本直接去了德国，平安家书和照片都是寄给祖父母的，开端写着“父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信尾题我母亲的名字，“同此问好”。那时大约不好意思或不敢写所谓情书私信给妻子，两个同龄的人在成长过程走着全然不同的路。女子留在家乡，庄院屋子里是忙不完的家务；灶边烹煮三餐，过年前擦亮上供的器皿，不断的节庆准备，洗不尽的锅、碗，扫不完的塞外风沙……。到了十月，看着长工将大白菜、萝卜放进地窖，一年又将尽。而那十九岁男子，在广大的世界，纵情于书籍、思想，参与青年人的社会、活动……，两个人的路越走越远，她已无从想象他遨游的天空如何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