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见到傅先生了。”——正是这一决定人生命运的“轻率”抉择，令后半生趴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并不得意的杨志玖思之怅然，悔之晚矣。

    1946年10月中下旬，民生公司的几艘长远号货轮停靠在李庄码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开始搬运货物，日夜兼程，紧张而忙碌地装船。此时，整个李庄镇长江沿岸已是人山人海，李庄乡民几乎倾巢出动，为相处了六年的学者与家属们送行。招呼声、问候声、互道珍重声伴随着嘤嘤哭泣声、低沉的呜咽声，此起彼伏。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在波滚浪涌，人声鼎沸中，随着一根又一根粗壮的缆绳缓缓解开，所有人的心“咚”地一沉，如同撕裂般滚过一阵剧痛。悠长而令人心焦的汽笛缓缓响起，长远轮回身转首，披波斩浪向江心驶去。

    码头上，万千只挥动的手臂渐渐变得模糊，耸立在岸边的魁星阁翘起的高高的飞檐尖角，渐渐被淹没在青山翠竹遮蔽的绿色里。渐行渐远的长远轮拉响了最后一声告别汽笛，突然加大马力，抖动着庞大的躯体顺滚滚江水急速而下。

    浩瀚的江面上，几艘长远轮前后一字排开，乘风破浪，顺流而东。当轮船转过几座山头，李庄远离了视野，船上的人员才渐渐摆脱了离别的忧伤，精神变得活跃起来。许多年后，据同船而行的史语所研究人员张秉权回忆：“众人顾不得秋风萧飒的寒冷，一个个爬出船舱，伫立甲板，尽览长江胜景。尤其三峡的雄伟天险，令人叹为观止。记得夜泊巫山的那晚，县城在半山腰，下瞰滟滪滩，眺望白帝城，惜别之情油然而升。第二天一早驶进夔门，两岸峭壁耸天，江心险滩处处，暗礁无数。有一艘运军粮的帆船，从下游逆水而上，大概无法避开我们那艘小轮的航道，急得向驾驶台放了一枪，山鸣谷应，全轮震惊，人心惶惶。然而领船的那位师傅，不慌不忙，从容镇定，用手势和手指，指示航道，终使两船均能安然无恙地脱离险境。”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顺长江，出三峡，回故土，抵东海，不只是千百年来文人墨客和流亡漂泊者的梦想，它同样是一个民族精神追求与图腾的感召。四年前，当北京大学校长、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面对“炸弹像冰雹一样从天空掉下”的残酷场景，躲在阴暗潮湿的防空洞撰写他的大著《西潮》时，曾有过这样的预言：“中国所走的路途相当迂曲，正像曲折的长江，但是她前进的方向始终未变，正像向东奔流的长江，虽然中途迂回曲折，但是终于经历两千多里流入黄海。它日以继夜，经年累月地向东奔流，在未来的无穷岁月中也将同样地奔腾前进。不屈不挠的长江就是中国生活和文化的象征。”

    遥想抗战初期，平津沦陷、上海沦陷、南京沦陷、武汉沦陷、宜昌沦陷，国军节节溃退，日军步步进逼。扬子江一线炮火连连，血水涌动，人头滚翻，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三峡作为一道天然屏障保住了中国最后一点血脉和反攻的力量。当然，三峡的意义不只是自然地理和军事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一种标志。中国所走的路途之迂曲，正像曲折的长江，但是前进的毅力与方向始终未变，不屈不挠，日夜不停地奔腾前进。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卓绝之时，冯玉祥将军于三峡险峻的夔门之上，奋笔题词“冲出夔门”四个大字以铭心志。由此，整个抗战八年，夔门成了中华民族抵挡外掳、誓不屈服的旗帜与坚毅的象征。置于绝地而后生的中华民族最终冲出了夔门，收复失地——那满载文化精英与大批国之重器，披波斩浪、飞流直下的航船就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