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胡适悬在心口日久的石头才砰然落地，感到多年来期待的“大事因缘”已然铸就，或谓千载一时，一时千载，新的世界格局业已形成，自己的使命也该结束了。“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既然太平洋局势已经翻盘，世界头号霸主——美利坚合众国业已参战，强有力的“车、马、炮”已云集阵前，作为书生大使的胡适对国民党政府来说，真的成为一个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过河卒子”了。而这个卒子是拼命向前还是后退，抑或翻到沟中的污泥里去，亦无关大局。与此相反的是，宋子文借此机会来了个鲤鱼打挺，神奇地登上外交部长的坐椅，开始名正言顺地对胡适发号施令，竭尽排挤打压之能事。面对这种令人尴尬、愤懑局面，1941年12月24日，胡适郑重其事地对宋子文说“郭泰祺来美时，我曾经告诉他，我不想干这种外交官的事。若有更动驻美使节的需要，我随时可走。现在你是我的老朋友、新上司。我也同样向你声明，如果政府要更动驻美使节，也请你千万不要迟疑。我随时可走。”

    胡氏之说可谓真情流露。但是，颇懂官场游戏规则的宋子文，深知若在这个节骨眼上赶走胡适，无疑会引起国内对立面的愤慨与学术界的强烈反弹，让对方抓住不仁不义的辫子反攻倒算，对自己的名声地位极其不利。于是，他采取和稀泥的方式，把胡适架空并晾在一边，让其既不能进，亦不能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地在悬空夹缝中自生自灭。

    转瞬半年时光过去了，徒有大使之名但无所事事的胡适，于1942年5月17日给翁文灏、王世杰写了一封长信，叙述了自己悲凉的处境与内心酸楚。信中说：“我在这四年多，总为诸兄说‘苦撑待变’一个意思。去年十二月七日，世界果然变了。但现在还没有脱离吃苦的日子。还得咬牙苦撑，要撑过七八个月，总可以到转绿回黄的时节了。”又说：“某公在此，似无诤臣气度，只能奉承意旨，不敢驳回一字。我则半年来绝不参与机要，从不看到一个电报，从不听见一句大计，故无可进言，所以我不能不希望两兄了。……去年十二月八日我从国会回家，即决定辞职了。但不久即有复初之事，我若求去，人必认为我‘不合作’，对内对外均费解释，故我忍耐至今。我很想寻一个相当的机会，决心求去。我在此毫无用处，若不走，真成‘恋栈’了。”

    两天后的5月19日，胡适在日记中饶有意味地记载道：“自从宋子文做了部长以来（去年十二月以来），他从不曾给我看一个国内来的电报。他曾命令本馆，凡馆中和外部，和政府，往来电报，每日抄送一份给他。但他从不送一份电报给我看。有时蒋先生来电给我和他两人的，他也不送给我看，就单独答复了（他手下的施植之对人说的）。”又说：“昨日我复雪艇一长电，特别抄了送给子文看，并且亲笔写信告诉他，意在问他如何答复，他今天回我这封短信说，‘I replied　muche　same　 vein’（我已用同样的意思答复了）！他竟不把他的电文给我看！”此时的胡适作为国民政府任命的特命全权大使，竟被宋子文之流挤压到如此苟延残喘的可怜地步，一代学术宗师的尊严尽失，面子荡然无存，胡适本人为之愤懑不平的同时，也令旁观者欷歔叹息。

    遥想当年，胡适受命担任驻美大使时，他一再声称自己就职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在“国家最危急的时期”，“为国家找点战时工作”。在给夫人江冬秀的信中，胡适写遭“我到此已五十日，没有领到一个钱的薪俸。全馆十余人，还须我垫借钱应用。我每天总是很忙的，晚上睡觉总是很晚的。……我不怕吃苦，只希望于国家有一点点益处。头发两边花白了，现在当中也白了不少。”在另一封信中又说“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得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我声明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