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之躯来对抗高科技的武器是有限度的；在力尽之后，是有崩溃的危险的。因而部分人出现怀疑、彷徨是极自然的，就如新闻报道所说，有过一度和谈——那就是认真地考虑过弃守投降——的沟通，而敌人也很清楚地表示愿意议和。

    在道出中国遭受侵略的现状和实情后，胡适话锋一转，开始引用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领导的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来说明中国的处境和存在的希望，以便引起美国人最大限度的理解和道义上的同情。最后，胡适坚定地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终将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个胜利有赖于中国人作出更大的牺牲，进行持久的抗战；其次则呼吁民主国家对日本实施禁运等。这篇用心良苦的演讲，在引起美国部分人同情与理解的同时，也引起了一些媒体的误解和断章取义的歪曲，有的则毫不客气地给胡适脸上泼了几罐子虾酱状的污水。据美国《生活》杂志报道，这篇演讲是中国有意向日本求和的试探性前奏曲。消息传到中国，重庆方　 　 面一些政客如孔祥熙之流借题发挥，对胡适的言行大加讨伐。为此，蒋介石也大感不快，差点将胡适招回国内“述职”。以此为开端，胡适日后在美国的“宣传”也越来越与重庆方面的“当道”者不能合拍，直至双方矛盾加深，成为不可收拾之局。

    除了心怀善意或暗怀鬼胎的媒体弄出的误会与曲解，胡适的演讲在受到部分国内“当道”者诋毁的同时，也引起日本人的惊恐与愤恨。敏感的日本高层意识到在对美外交上让中国占了上风，只派遣一个驻美大使无法与之匹敌，需调兵遣将，对胡适来个围追堵截，方能打掉对方的气焰。日本官方的《日本评论》更是趁机煽风点火、兴风作浪，专门发表评论，宣称日本需立即增派三个大使级人员才能抗衡胡适，这三个人分别是文学家鹤见佑辅、经济学家石井菊次郎、雄辩专家松冈洋石等。在胡适的活动与中国政府各方面的积极努力下，美国社会舆论渐渐从“不干预”转向同情中国，谴责日本，形势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向来注意收集资料的胡适，在日记中保存了一份1940年10月31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内中转述了东京英文《日本时报》的评论。这篇评论对美国国务院在幕后支持胡适于北美各地巡回演讲极表愤怒，指责胡适以大使身份到处演讲，是刻意激起民众对日本的仇恨，很有可能将美国引入和日本可怕的战争之中。

    对这篇恨意咄咄的文章，史家余英时评论说：“这至少说明，在日本政府的眼中，胡适的演讲活动已构成美、日关系的一大威胁。可以想象，胡适平时与罗斯福和国务院高层领导人物之间的交谈，也必然强调与日本谈判并不恃，因为它决不讲信义，这是他一贯坚持的看法……无论如何，1941年11月26日美日最后谈判的破裂，与胡适在最后一分钟的强烈争持是有关系的。”

    余氏所说的“最后的谈判”，指著名的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美日最重要的一次外交战略交锋。胡适在最后一分钟争持的是什么，为何世界两个强大帝国由于胡适的争持而导致谈判破裂，直至大战爆发？拘泥于资料的匮乏，世人知之不详。据美国新近解密的资料透露，当时的具体情形大致是：1941年9月，美日两国政府开始秘密谈判中国与西南太平洋局势，日方派野村与来栖大使在华盛顿执行谈判任务。胡适闻讯，立即在美国总统罗斯福与国务卿赫尔两位决策者之间展开攻势，防其在关键时刻做出有损于中国利益的举动。但美国为了自身利益，还是决定与日本妥协，无情地把中国当做一条装载了无数贪官污吏兼饭桶的破麻袋抛了出去。此时中国与日本血战已达4年之久，“苦撑待变”几乎达到胡适所说的极限，若无外力介人，后果不堪预料，很有可能真的在大流血中走向死亡。而此时美国与日本的妥协，无疑将中国推向崩溃的边缘。

    9月24日，由于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