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以壮声势的意思。他自己作为联大常委和这几个机构的“太上”首长列入其中，以彰显其“非官非学”，又凌架于官、学之上的畸形政治身份和他在学界威风八面的政治背景。不管傅斯年内心究竟作何感想，是否心甘情愿地为他向来鄙视和反感的“布尔什维克”与“斗士”洒一把同情之泪，是猫哭老鼠，还是老鼠哭猫的做戏演出，但此时作为实亡名亦不存的原西南联大常委的傅斯年，适时联合几位学界大腕拍发这封唁电，则是识大体与合乎人之常情的。

    据可考的资料显示，傅斯年拍发这封电报时正在北平，远在四川重庆与南溪李庄的萨本栋、李济等人，是否知晓傅之攘举，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依靠特殊的通信设施和手段，电文中的胡适是不会知道闻案发生和傅斯年欲拍发这封电报的。此时的胡适正在一艘美国远洋客轮中于浩瀚的大海上航行，需要于翌日下午才能在上海吴淞口登陆。傅斯年很可能以北大“太上”校长的霸气与哥们义气，先斩后奏，把胡适的大名置于头筹，自己也顺便附了骥尾，以成其全——这便是傅斯年之所以成为傅斯年，以及他的又一聪明过人之处。

    世人看到的是，随着胡适的身影出现在中国大陆，闻一多与他的“斗士”身份，以及“斗”出了什么名堂等，在喧腾了一阵之后很快淹没在胡适的巨大阴影与翻云覆雨的政治旋涡中没了声息。广大民众的兴奋点被新一轮政治搏杀所吸引，而整个学界的焦点则投到胡适、傅斯年等决定中国教育、学术前途命运者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