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极度，从象牙之塔一撵撵到十字街头。”

    这个时候，披着一件破烂长衫，乞丐一样在“十字街头”胡乱转悠的闻一多，突然与怀揣政治目的、晃晃悠悠走来的另一“难民”吴晗于寒风冷霜中遭遇，以后二人的结合或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难理解了。

    闻一多在清华当教授的时候，吴晗尚是一名学生，二人几无接触。后来，吴留校当了助教、讲师，直到西南联大教授，二人成为文学院同事，才有机会经常见面，但仍算不上相知。而当两位落魄书生于“十字街头”遭遇时，才一拍即合，成为亲密的难兄难弟加一个壕沟里的战友了。对此，吴晗曾在《哭闻一多父子》中说得分明：“当你做新诗人的时候，我知道你，并不尊敬你。当你埋头研究《楚辞》的时代，我明白你，并不接近你。可是，当这一晚上谈了三四个钟头以后，我们的思想和工作都结合在一起了，我不但了解你，接近你，而且尊敬你。此后三年中，我和你分享着忧患，贫困，紧张，忙乱，痛苦的日子。”

    尽管闻一多算得上是吴的师辈人物，且比吴晗大10岁，但他在政治上受到吴晗有意识的影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说当时吴晗的秘密任务就是把没有任何党派色彩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闻一多，从“十字街头”扯到对政党活动、特别是他向来不感冒的共产党的施政纲领这条道上来。从吴晗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在近似“断头台上凄凉夜”的环境氛围中，与闻一多初一过招就大有斩获，闻跟随自己而来，自此不再于“十字街头”徘徊踯躅，而是抬头挺胸向着同侪们奋臂呼唤的红色光明之路大踏步奔去。

    有了这样一个好的兆头，中共地下组织不能只猫在草丛中悄悄观望或喝彩，必须适时出面助一臂之力，方能真正达到目的。否则，这位一度站在革命的对立面，公然叫嚣“现在北京的共产党闹得不成话，非与他们先干一下”，并与共党分子一顿板凳棍棒撕打混战过的诗人闻一多，不会从骨子里彻底放弃旧构，弃暗投明，由革命的对立面转向革命的一面，旗帜鲜明地反对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国民党与合法的国民政府。要使其在最快的时间内转型变色，必须采取铁桶合围的战略战术，来个十面埋伏，两面夹击，才能迫其义无反顾地奔向中共指引的无名高地与宽阔的金光大道。于是，中共西南局先是派出一名叫王浩的代表与张光年一起，一路化装打扮，悄悄来到昆明，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潜往北仓坡闻一多住宅，与闻密谈了约两小时。据王浩回忆说：闻一多听后甚以为然，并当场表示自己在外稀里糊涂地过了半辈子，“现在才看到中国的光明之路就是共产党指明的道路，他愿为此奋斗不息。闻先生还说有人邀他参加民盟，他正在考虑他参加民盟好不好，他想参加民盟不如参加共产党。我对闻先生说，参加民盟更方便活动，有利于推进民主运动。”闻遂不再吭声。未久，中共昆明地下党负责人华岗亲自登门拜访，多次做闻一多的“政治思想工作”，使闻“找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接着闻一多在清华大学时的同班同学、一直热衷于政治并喜欢在政治圈子里打滚翻跟头、名义上在联大任教职（南按：只是挂名不任课），实际一直在昆明从事民主同盟组织的罗隆基也主动找上门来，与闻一多大谈政治与民主。闻最初对罗隆基留学归国后不务正业与热衷政治活动颇为鄙视，而罗本身在为人处世上亦有很大的弱点，除了男女关系上太乱太滥，整日搞得鸡飞狗跳之外，反感他的人都认为其不够厚道，是典型的投机分子。鲁迅在《知难行难》中，对罗氏的投机行为曾讽刺说：“‘新月派’的罗隆基博士曰：‘根本改组政府，……容纳全国各项人才代表各种政见的政府，……政治的意见，是可以牺牲的，是应该牺牲的。’（《沈阳事件》）代表各种政见的人才，组成政府，又牺牲掉政治的意见，这种‘政府’实在是神妙极了。”罗隆基一生为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