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老二和林彪都是“克己复礼”的倡导者，吴宓自然是他们的孝子贤孙，尽管腿瘸眼盲，但他“人还在，心不死”，说不定正在做着“克己复礼”的黄粱美梦，必须进行批斗改造。于是，吴宓被一伙专政人员从宿舍里连拖加拉地弄出来，先在校门内毛主席巨幅塑像前“请示”，骂一顿自己是王八蛋，然后被架上操场中的“斗鬼台”开始批斗。这一天，吴宓似乎有点反常，倔犟的性格如同回光返照般再度显示出来，态度强硬地表示：“只批林，不批孔”，“没有孔子，中国还在混沌之中”云云。当问及“你对林彪搞‘克己复礼’怎么看，是不是中了他的流毒”时，吴宓低着的头猛地抬起，大声说：“‘克己复礼’是很高的文化标准，林彪是反革命，他不配搞‘克己复礼’。”几句话搞得批斗者大怒，当场将其升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拖下“斗鬼台”先是一顿毒打，而后戴上一顶纸糊的高帽被几个大汉拖着游行示众。

    经过“批林批孔”运动几次批斗和毒打，吴宓的身体更显衰颓，心理更加脆弱，对外界的一切都产生恐惧。吴须曼的长婿鲁予生去武汉出差，顺道去重庆探望吴宓，代表吴须曼邀请吴宓返乡居住，以便照顾。吴表示同意，并与吴须曼书信往来商谈回乡的具体细节。但到了5月，吴宓突然致信吴须曼，表示自己不再回乡，愿长久住在师院文化村直到寿终，并在“近处的梅花山上火化遗体，藏放灰瓶”等。对于这一变故，吴解释说：“我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理由甚多，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五条……听人述说故事，在四川省有许多‘地位高（工厂、机关、学校之领导人）、名望大、工资极多’的人，退休后回家，住在省城、县城中，归居民委员会及街道办事处管理，还是对他很好、很尊重，但他所住的小街巷中，却有一部分流氓群众（形同劫匪），忽在半夜里破门而入，说他是‘地主余孽’，是‘反动学术权威’，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把他用刀砍伤，而抢劫去了他的钱财、器物，全部不留。”

    吴须曼看罢来信，心中一片茫然，不知如何回复、解释是好。后来逐渐得知，根据上级指示精神，西南师院已有为吴宓发还过去扣除工资的风声，1972年即被扣除五千多元，那么到1974年应补发一万余元。这在当时可谓天文数字，不是一般工人和职员所能望其项背的。正因为如此，吴宓开始陷入专政队与校内外宵小的双重包围，信中所说的第五条，即是宵小们欺骗恐吓的结果，因为一旦吴宓离开重庆，这伙人诈骗钱财之梦就随之破灭。一生憨厚纯正的吴宓果然中计，日后的悲惨结局似乎成为必然。

    1975年，吴须曼接到吴宓信函，讲述自己身体状况和孤独之境：“最近又有头晕，脑沸耳鸣不时发生……我身边极少人来谈话，出外更无人作伴……”妹妹读罢来信，想象着兄长一人孤苦生活之不易，遂决定再赴重庆，说服对方回到家乡居住。这年8月，吴须曼再次来到西南师范学院文化村吴宓居处，很明显可以看出，吴又比上次兄妹见面越发衰老不堪，死神随时都有前来敲门的可能。

    时值盛夏酷暑，但吴宓居室的窗户和门上小窗却全部用钉子封死，不大的小屋如同一个不透气的蒸笼，吴须曼不解地问何以如此？吴宓答怕人晚上破门而入，拿刀砍杀自己抢劫财物才这样做的。吴须曼又问是谁让这样做的？吴宓答是重钢五厂的工人杨宗富出的好点子。此时的吴宓不怕死神敲门，而怕活鬼钻窗子，亦可见人世间这群活鬼给吴宓心中造成的恐惧远远大于死神。吴须曼又看到桌子上摆了一个小闹钟，问是何时所买？吴宓答是杨宗富买来和自己的手表交换的。吴须曼一惊，不解地问：“你那是一只国外进口的名牌手表，价值几百元，这个小闹钟不过几元钱，这种交换太不等价了！”吴宓沉默了一会儿，说“杨宗富说他工作需要手表，这闹钟不但可以闹，而且字大，我容易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