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

    吴宓记述中所说的李一平，云南大姚人，20年代初肄业于东南大学，是吴梅的得意门生。青年时代曾领导参与南京“五卅运动”，结识陈铭枢、廖仲恺等人，并参加过北伐。后与林森、陈诚、李四光等人交往甚密，无党派人士。解放战争后期，曾策动云南滇军倒戈，为中共政权控制西南建过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等职。因吴梅早年曾拜陈三立为师研习诗词，李一平继之与陈氏家族建立了密切关系。从上述事例中可以见出李一平其人高风亮节与对师友的敬重和情意。

    吴氏提到的苏联学者请问一事，是流传于学术界的一则逸闻，说的是1949年年底，毛泽东访问苏联，与一代霸主斯大林会晤时，对方突然问起陈寅恪的行踪，毛泽东感到意外，询问详情，才知斯大林在写《中国革命问题》时，曾引用了陈寅恪著作中的很多材料。毛泽东不知陈寅恪是何方人士，当然更不知其踪，但既然世界头号“大鳄”斯大林如此重视，说明此事非同小可，遂立即表示回国查询后再呈报。当夜，一份特急密电发往北京，相关人员迅速行动，这才知道陈寅恪没有去香港，而是流落到了广州的岭南大学。自此之后，陈寅恪的身影进入了中共最高当局的视野，后来发生的一切政治、生活优待，都与斯大林这个询问有关。这个传闻不知何时何日，又弄到了刘文典身上。不知是别人附会，还是刘氏为了唬住当时没什么政治地位的吴宓而故意自吹自擂，但刘文典于50年代确曾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一、二届委员。这一切，随着陈寅恪自身经历的释解，刘文典得之于苏联高层重视之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吴宓这天的日记还有如下记载：“此后政府虽再三敦请，寅恪兄决计不离中山大学而入京：以义命自持，坚卧不动，不见来访之宾客，尤坚决不见任何外国人士（港报中仍时有关于寅恪之记载），不谈政治，不评时事政策，不臧否人物——然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而认为共产党已遭遇甚大之困难，彼之错误，在不效唐高祖事突厥，藉以援以成事建国，而唐太宗竟灭突厥，即是中国应走‘第三条路线’，与印度、印度尼西亚、埃及等国同列，取双方之援助，以为吾利，举足为左右之重轻，独立自主，自保其民族之道德、精神、文化，而不应‘一边倒’，为C。C。C。P。之附庸。……但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彼民主党派及趋时之先进人士，其逢迎贪鄙之情态，殊可鄙也云云。”

    陈寅恪说的共产党遭遇甚大困难，除了政治上在国际上陷入孤立，更大的困难是全国陷入空前的饥荒，人民衣食无着，因饥饿而死人的事时有发生，国家经济到了崩溃边缘。而导致这个恶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当局没有效法唐初李渊建国时称臣突厥的做法，保持独立的文化道德精神。相反的，正是唐初保持了独立的文化道德与精神，才于十年后的唐太宗时代一举灭掉了突厥，成为亚洲第一霸主，创造了称雄于世的皇皇伟业。反之当世中国政府，其政策是全面倒向苏联（C。C。C。P。），搬用苏联模式，值得怀疑。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思想和考虑，才有了陈寅恪“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的独立之精神。至于对趋炎附势的民主党派，陈寅恪当年就对其主要成员如闻一多、罗隆基，外加一个学生辈人物、且对陈氏恭奉有加的吴晗等辈不屑一顾，至于对章伯钧等看风使舵，拍马溜须，随时找机会拖着第三党“归宗”等辈更是不放在眼里。早在1953年7月26日，陈寅恪在答朱师辙诗《癸已六月十六夜月食时广州苦热再次前韵》中，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