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药。1938年9月，熊大缜等几位技术人员与官兵一起，在　 　 平汉铁路保定方顺桥附近埋设了由“技术研究社”研制的tNt药性地雷，将日军的机车车头炸得粉碎。自此，这种含tNt烈性炸药的地雷在冀中平原广泛应用，使日军闻之丧胆，吃尽了苦头。当时吕正操部控制的冀中平原，既无山亦无森林，是打游击战的禁忌，甚至在兵法上被视为“死地”与“绝地”。而吕部在无军工物资弹药来源的情况下，竟能与强大的日军机械化部队抗争，除了巧妙的组织指挥和官兵英勇善战外，很大一部分原因取决于熊大缜等爱国知识分子的加入，以及发挥的科学技术作用。正是科技人才和科技力量的加盟，抗战八年，不但冀中军区没有被日军消灭，反而创造了二次世界大战史上的奇迹。因了这一奇迹，使许多抗日文艺作品的原型出在这里，而且受到国外报刊的称赞。当时有一位叫雷蒙德·保罗·陆登（Raymond　 Paul　 Ludden）的美国外交官，率领美国民党军事观察团深入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实际考察后，在撰写的报告中说：“冀中的形形色色地雷和美国的火箭差不多，美国的技术在中国的晋察冀都有了。”陆登为此专门向罗斯福总统建议，美国应直接与共产党联系，协同作战。

    由当时翼中军区的作战成果和美国观察家陆登的报告，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决定战争的主要因素不是地利，而是人，特别是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才。但自新中国成立后，在所有涉及冀中抗日战争的史著、文艺作品中，很难见到对知识分子的描述。在著名的《地雷战》、《地道战》、《平原作战》号称“三战”电影大片中，均没有科技人才和爱国知识分子的踪影，有的只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于偏僻的乡村刻苦研制、发明巧妙神奇的地雷。——就艺术角度言，农民造地雷炸鬼子的故事显得既热闹、新奇，又适应了“人民创造历史”的理论导向，但就历史事实论，则十分不符。或许正是后来的胜利者骨子里对知识分子的轻视和不信任，才导致了熊大缜、叶企孙等知识分子群体的悲剧。

    1939年9月，晋察冀军区除奸部怀疑熊大缜等知识分子是天津国民党特务机关——“天津党政军联络办事处”（南按：据党史资料显示，该办事处是抗战初期，根据中共的指示，由国共两党共同商定建立的统一战线的秘密组织）派到冀中军区的C。C。系特务、汉奸。在未经过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批准的情况下，就通过冀中军区锄奸部擅自将熊大缜及180余名来自清华及全国其他高校的青年知识分子秘密逮捕。这批人“有押入边区政府者，有押送延安受训者”。被押解者全部手铐脚镣，遭到刑讯逼供，残酷折磨。吕正操虽是冀中军区司令员，但他原是张学良的副官，刚加入共产党不久，对于上级派来的锄奸部所做的一切事情无权过问，因而眼看着熊大缜等青年知识分子落入虎口却无力施救。

    在熊大缜等“技术社”人员关押、审讯期间，由于没有科技人才制造武器弹药用于抗战中的消耗补给，导致冀中军区官兵在一个时期内只能手拿空枪，用秸秆塞在弹袋里假装子弹与敌人作战、周旋，紧急时候只能用拼刺刀的方式与敌人肉搏，死伤惨重。当这一悲剧性的秘密被敌人知晓后，中方官兵连徒手的汉奸都难以吓住，结果引来了敌伪军的猖狂进攻和扫荡，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受到未曾有过的重创，基本上土崩瓦解。

    而在这个历史时刻，叶企孙已离开天津抵达昆明，并在西南联大开始了教学、研究生涯。时在重庆的朱家骅通过天津“党政军联络办事处”得知这一消息，立即给昆明的叶企孙拍发电报，谓熊“生死莫卜”。叶接电后速给朱回电，请朱设法予以营救。与此同时，叶还通过与中共友善的陶孟和，请其设法向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反映情况，帮助营救。就在各方紧密联络与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