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的精神；‘识’是远大的眼光，一个人要读好书，必须有识；‘恒’是坚强的毅力。是否有恒，是决定能否真正获得知识的关键。”

    年轻时代的曾昭抡如此理解，一生中也是这样做的，而记日记的习惯，曾昭抡与曾昭燏兄妹可谓受家风熏染最重，体现也最为明显的人物。曾昭抡自海外留学归来，写日记习惯坚持了终生。从临时大学由长沙迁昆明时期的日记发表后尤其令人瞩目。1939年，曾昭抡率领师生从昆明到西康考察，又写了很多日记。这个习惯在曾氏日记中可以查到，如1940年10月24日，曾氏日记写道：“今日五时余醒，六时起身。七至八时上‘有机工业化学’。八至九时上‘无机工业化学’。九至十一时半，写《西康日记》。午饭后一时半至四时一刻，续写《西康日记》一段。……五至六时上‘国防化学’第一课。连日伤风，昨今二日均冷。上此课时，竟致哑不成声。”在如此环境和身体状况下，居然连写五小时的日记，可见其“日记情结”已成为他生命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5年，曾昭抡从重庆坐长途汽车去兰州参加中国化学会年会，路上走了两个星期。他坐在汽车上，边走边记日记、写文章，令同行大为感动和敬佩。据研究曾昭抡的专家郭建荣统计，曾昭抡从1926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到1967年去世的41年间，编著与译著13部，日记与考察记11部。学术论文与译文164篇，军事理论与时局杂文87篇等，共约300篇（部），数百万字，而这些日记与著作还远不是其全部。曾氏日记部分，除了1936年天津大公报馆出版的《东行日记》（1939。11—1941。2），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的《西康日记》、1941年桂林文化出版社出版的《缅边日记》和1940年写的昆明日记之外，其他日记下落不明。在西南联大时代的曾昭抡，有一次演讲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常想，人生在世界上，成为社会的一分子，应该抱着两种愿望。一种是产生成绩，一种是使自己成为一个有趣的人。这两种愿望若要达到，只有从读书人手。”而“从事职业以外，假如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有趣的人，一位别人愿意亲近的朋友，那就更非多读书不行”。f281因了曾昭抡涉猎广泛和平时一些“怪模怪样”的动作，才有人谓熟练掌握英、德、意、俄等五种语言的化学家曾昭抡，属于典型的书呆子一类。此言有些道理，但绝不是像后来出现的数学家陈景润那样的书呆子。有一次陈景润上街买东西，发现营业员少找了钱，便又登上公交车回去讨钱，营业员只短了他五分钱，坐公交车却要花一毛钱，而他居然去了。不过后来陈景润时来运转，因一篇《哥德巴赫猜想》报告文学而名动天下，成了“国宝级”名人。而陈氏随着政治学习和不停地四处演讲，头脑逐渐开放，不再是人们心目中的书呆子，而是很灵活的社会活动家与政治家了。他不但知道了“紧跟高举”，还活学活用地加以应用发挥，当实际控制中国政治局势的叶剑英元帅，为“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向科学技术进军”所吟的那首闻名天下的“攻城不怕坚，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的《攻关》诗篇问世后，陈景润也“紧跟高举”地赋诗一首：“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有命不革命，要命有何用。”从此诗的高度和境界可以看出，陈氏已由著名数学家锻炼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大政治家和诗人了。这个本事，曾昭抡一生都没有练就。

    按曾昭抡在化学研究所的助手胡亚东晚年的说法，曾氏确有那种书生的气质，和他在一起甚至感到他似乎在生活和处世方面很幼稚，这和他曾经创办中国化学会，主持北大化学系，活跃于科学界，也活跃于“政界”，叱咤风云的作风，以至晚年蛰居武汉大学，于斗室中钻研元素有机化学，并写出了几本巨著似乎又不太相同。因而，胡亚东认为：“也许